餘澤民
世界上，並非所有的人都會降生；而在有幸的降生者中，又非所有人都能體驗到生。換句話說，有一種生是被動、無意識的存在，另一種生自覺自動，才是本質意義上的活著。即使在寫作者中，也隻有一部分人有幸屬於後者。
與“作家”一詞相比，我更喜歡用“寫作者”這詞。前者包裹了太多的社會性參照，後者則是將自己作為參照係的核心，無論橫向縱向，都是從繭殼向外延展。第一次去阿姆斯特丹，雖然知道那裏的紅燈區和凡·高藝術館非常有名，但最先拿著地圖找去的，是一幢很不顯眼的小樓——安妮故居博物館。“……這真是個奇跡，至今我還堅持我的信仰：盡管人們都有這樣那樣的荒謬和缺陷，但我堅信人們內心的最深處都是真正善良而美好的。”當我讀到《安妮日記》裏的這段話時，我感到13歲寫作者的偉大。這種文字震撼，並非源於創作。寫作者的定義，對他人來說過於寬泛，而對寫作者自己來說再精確不過——為自己進行的寫作。所以，寫作者與作家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可以不擁有讀者。對我自己來說就是這樣：每找到一位讀者，都意味著又找到一部分自我。我想，那裏出版自己的書，跟我抱了類似的期望。
認識那裏非常偶然：在我博客上眾多嘻哈調侃的留言中，有一條吸引了我的注意，那裏在回帖中“不合氛圍”地提到了凱爾泰斯……自從我翻譯了凱爾泰斯的四本書後，在我的精神世界裏，就成為了他的作品中文版的合著者。於是，我順藤摸瓜地找到那裏的博客，第一次閱讀到他的配圖文字。說老實話，我始終對屏幕上的網絡文字抱有抵觸情緒，自己開博客的初衷也隻是為友人捧場，我總覺得屏幕閱讀形式本身，喪失了讀書時對文字的觸摸感，不知邊界的網絡共享，削減了寫作者與閱讀者的私密關係。網上的樓主們多像“人來瘋”，或過度粉飾，或過度無恥，而像那裏這樣心無旁貸地為記述自己哪怕瑣碎得即時感受而寫作的人，確實是鳳毛麟角。《天堂電影院》應該是我讀的第一篇。
那裏的散文像是喚人回憶的藥引，或是催眠的指導語，讓我逆著時光通道墜入到少年。出於好奇，我成了他博客的常客，有一天晚上，我一口氣讀了二十篇。那裏是位非常勤奮的寫作者，從另一個意義講，他是個十分勤奮的觀察者和記錄者，他的觀察對象與其說是世界，不如說是自我。那裏的文字既不鬧喧，也不張揚，平靜中藏著不安分，恬淡中蠕動著曖昧的精細觸角，流暢但不老辣，言情而不煽染，我讀東西從來厭煩國內評論家們不動情的熱捧冷砸，我更在乎寫作者與文字之間情質表達的貼近與否。那裏在這一點上打動了我。
凱爾泰斯，是我倆通郵的第一個話題，他說，我翻譯的《船夫日記》他在一年間買過五本，而且是他居住的城市“碩果僅存的五本”；並且告訴我說，“現在，很難找到一本被長時間翻閱而被讀毛了邊兒的書了，在那本《船夫日記》上，紅筆、藍筆、綠筆畫得一地斑斕，再讀時幾乎是一團亂麻。隻好又買了一本，忍著，一個字也不寫。在那本用來收藏的書裏，邊邊角角寫了許多字，像是在和一個熟悉的人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