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作為本案執行主辦人的江丙良，卻積極履行為劉威催債還款的義務，他和伍慶嚴等人多次找祝慶池及擔保人施壓執行。1996年6月10日，執行庭張乙欣、伍慶嚴、江丙良合議此案，議定了更為極端的辦法，並提交給縣法院審判委員會。13日，審判委員會據此決定：查封擔保人擔保標的個人財產，撤銷對祝慶池的取保候審，變更強製措施，重新收監，追究刑事責任，並視其態度決定刑事處罰。當日，江丙良製作了《采取強製措施審批表》，經主管副院長、院長批準，於次日對祝慶池重新關押。
再把祝慶池抓起來，就不是要欠條上一萬七千多了，而是要兩萬四。生病臥床的蘆俊愛不得不爬起來，找到同村的楊增強、楊增民，請他們兩個出麵借錢，東拚西湊了兩萬四，把祝慶池贖出來了。沒過兩天，法院的人又來了，給祝慶池送了個移送意見書，通知他9月上旬參加開庭。祝慶池一家又慌了，請同村好友到法院打探消息。法院的人說：回去告訴祝慶池家屬，讓她趕緊和我疏通關係，不然的話，就是放出去祝慶池，我想什麼時候抓他就什麼時候抓他，我永遠給他辦取保候審。
今天，當我們來回溯這段事實時，必須麵對的首先是正義的沉重追問。為何某些執法辦案人員的膽子這麼大，竟敢執法犯法走到如此地步？
在此，有必要再一次重溫最高人民法院於1994年10月下發的《關於堅決糾正和製止以扣押人質方式解決經濟糾紛的通知》第二條：“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一定要尊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堅持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的原則……除有證據證明當事人有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之外，不準對當事人實行拘留，以迫使一方當事人接受另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或法院的調解方案；更不準非法轉為逮捕，追究所謂的刑事責任。”
而博野縣法院1996年的做法，顯然是與上述規定背道而馳的。1996年7月1日，祝慶池被第二次關押十八天之後，在親友如數交齊劉威所謂的欠款之後，被釋放回家。從此一個原本殷實的小康之家，命運軌跡徹底轉向了。
新疆的生意，賠了；孩子的婚姻，散了；妻子的身體，病了；老家的房子，賣了。此後不到兩年時光，向來健康的祝慶池在騎自行車的途中一頭栽倒，得了嚴重的心肌梗死。
祝慶池年邁的父母，十幾年沒有見過兒子的麵，兩位老人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盼不回兒子。
一個原本殷實的家庭，被這場官司打入貧困的行列。祝慶池常年臥床，靠藥物維係生命，原先紅火的生意全部停了，這個家庭的生存重負，全部壓在了蘆俊愛的肩上。
蘆俊愛開始撿廢品維係生計。一個在當地小有名氣的老板夫人撿破爛、收廢品，麵子上不好過，但又不得不去撿，她便頭上捂個毛巾，帶上帽子，帶個口罩，隻露出眼睛。天黑了她就上菜市場拾剩菜，回家醃上。她這麼做不敢跟祝慶池說，她知道老祝是個豪爽人，性格倔強，老祝要知道自己的妻子去撿破爛，會氣死的。但她幾次風塵仆仆回到家，老祝掉過頭去抹眼淚，便猜到了老祝的心事。當地報社的記者曾經報道過祝慶池做生意的情況，也認識蘆俊愛，知道她能織一手好毛衣，便請她織毛衣，順便了解她家的情況。善良質樸的蘆俊愛，被家鄉人、被自家在法院的親戚逼到這麼落魄的境地，也不說出實情，不說家鄉人的不好，隻是用做生意賠了應對記者的追問。她十分清楚自家的官司是人為造成的，是錯案，但她遠在新疆哈密也不願說家鄉的錯。
一年年，每當佳節焰火升起時，正是祝慶池對著家鄉流淚時。而當年的書記員劉威，十餘年間步步升任為助理審判員、審判員、副庭長、庭長、副院長，某縣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博野縣法院執行庭於1996年6月14日將祝慶池一案移送刑事審判庭，但至本案調查時已經十五年，該案也沒有開庭審判，嚴重超越了審理期限，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
如果沒有河北省涉法涉訴聯合接訪中心對上訪人的再接訪，對案件的再評查，這起錯案可能仍會被拖延下去。
回顧劉威訴祝慶池債權糾紛一案，可以清晰地看到，本案存在著嚴重的執法人員利用執法之便辦理私案、徇私枉法、野蠻執行等違法違紀問題；案件違反起訴規定程序立案；調解書製作、簽發、程序均違反法律規定；審判人員沒有回避；未依法給被告答辯的權利；案件執行明顯偏袒一方當事人；野蠻執法，粗暴執法；對被執行人濫用強製措施，不該逮捕而逮捕；刑事立案認定祝慶池構成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罪明顯錯誤，且遲遲未審判，嚴重超審限。博野縣法院有關工作人員在審理、執行本案中錯誤地為當事人劉威謀取不正當利益，嚴重地侵犯了被告祝慶池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給其本人及家庭造成了極大的損害，敗壞了司法機關聲譽。這起案件還反映出，法律為遏製和懲治邪惡、為維護公平與正義、為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而設計的製度一旦被層層突破，便會使個別人的道德淪喪、少數人的暗箱操作披上合法的外衣，褻瀆法律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