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兩起案子彰顯了李雁龍在打擊違法上訪時的決心和勇氣。一起案子是傷害案件，當時被告已入獄服刑，賠償問題幾乎為零。然而就是這樣的一起死案，李雁龍卻憑著責任和膽識，擔著政治、法律、經濟的風險，硬是圓滿地解決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對這起案子我比對自己的爹媽還上心”。而就是這樣一件感人肺腑的事情，上訪人不僅沒有履行自己的承諾，相反胡攪蠻纏，無理取鬧，多次組織煽動上訪人違法上訪，滋事生非，對這樣一個不講信義，無視黨和國家權威的人，必須堅決地依法打擊。在李雁龍的親自協調下，此人被勞動教養兩年，不僅使其痛改前非，又讓那些跟風而動的人受到了警示和教育。另一起案子，說來更是讓人切齒。該人因強奸被判刑三年回來後，多次到被開除的企業鬧事，提出各種無理的要求，而且每次在黨和國家有重大政治活動期間進京上訪鬧事，影響極壞。為了花錢買平安，企業一次性給了他生活救濟費六萬元。本人也千恩萬謝表示不再上訪鬧事。然而不到二年的時間，此人又舊病複發，繼續以上訪相要挾，向當地黨委、政府提出各種無理的要求，為此，有關部門也依法對其采取了措施，但是因其腦部有積水，執法部門對其處理也發生了分歧，使其幾次逃過了應有的打擊處理。黨的十八大之前，此人又借機鬧事，所在地公安采取有力措施依法對其做出勞動教養處理。而在其被收監時，勞教所以其身體原因拒收，而且這種情況在以前也發生過。麵對這樣棘手的問題，作為政法委的領導完全可以一句“依法處理”作為對下麵請示的答複。但是對一向勇於擔當的李雁龍而言，他沒有那樣地去推責，麵對邪惡他向來是絕不姑息，絕不手軟。為此，他專門召開協調會，明確表態說：關於此人的處理，存在著小利和大利、小責和大責的問題。所謂小利就是個人利益，所謂大利就是國家利益，如果從小利出發，他可以一推了之，不承擔任何責任，但是作為一個吃國家俸祿的人，在國家利益受到威脅時，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利益，換句話說，為了國家利益個人的小利可以讓步受損。所謂小責，就是對其依法收監，如果發生問題，那也是小責，個人就是為此承擔責任也值，所謂大責就是如果對其不依法收監，繼續任其胡作非為，到時如果給黨和國家帶來巨大的不良影響那就是大責，在大責麵前，小責必須服從於大責。如果因此發生問題，第一個受處理的由他李雁龍來承擔，而且明確要求將此話寫入會議紀要。就這樣在正義和責任的驅使下，此人被依法收監，囂張氣焰得到了有力打擊，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一些非訪人員明顯收斂，有的還主動到執法機關認錯。
不僅是對違法上訪者打擊強硬，對隊伍內一味製造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的害群之馬的處理，李雁龍也絕不手軟。這種不手軟並不是李雁龍鐵石心腸，生活中他是一個非常重情講義，注重追求品質的人，用他自己的話說，凡是能用批評教育手段解決問題的絕不用其他的辦法，因為被問責的人大部分在一線，在基層，發展到今天也很辛苦很不容易，另外還有一些人本身他就很熟悉，處理起來內心常常很糾結。但是一想到這些人所做的那些事，一想到上訪人憤怒的情緒，他有時真的是別無選擇。十年的時間，經他手被問責處理的幹部不下三十人，有的還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責任。
涉法信訪工作，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為此，他不僅犧牲了很多節假日，更讓他內疚的是對家人在時間上的吝嗇。
有一件事至今讓他一想起來就愧疚不安。李雁龍在弟兄中排行老末，是母親最疼愛的小兒子。但在母親病重期間，他沒能拿出更多時間多陪一陪八旬的老母，每到母親的床前，老太太總是說，知道你忙，你去吧，有你哥他們在那，千萬別耽誤了工作。而母親走的那天，李雁龍還在北京接上訪群眾。每每想起這些，想起母親的音容，李雁龍常會淚流滿麵，心中就會有說不出的痛。
多年的信訪工作使李雁龍深深地感到，公平正義是對執法者的職業要求，而善良正直懷有同情之心則是執法者的人格基礎。工作中，他總結發明了“四心工作法”（熱心、耐心、決心、恒心），而且屢試不爽，所有的信訪問題到了他的手裏沒有化解不了的。因此，他所在城市的同行們一致公認他是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首席專家”，他常說：對於前來上訪的群眾，倒一杯熱茶，多一句問候，老百姓感受到的就是一份溫暖，耐心傾聽，細致地明理說法，老百姓得到的就是一份尊重，有了這樣的前提，信訪問題就會在和諧的氛圍下妥善地得以處理。還在他分管這項工作的第二年，一件涉及人身傷害的上訪案，費盡周折好不容易有了一個上訪人能夠接受的調解方案，但對方身在監獄，妻子離異，沒有財產，其母親雖然同意調解結案，但讓其拿出不到兩萬五千多元的賠償款卻顧慮重重不肯兌現。在這樣僵持的情況下李雁龍毫不猶豫地從朋友處借了錢給予先行墊付，致使一起上訪幾年的案子在李雁龍的努力下畫上了圓滿的句號。不僅如此，這些年來，對一些特別困難的上訪人，李雁龍常會從工資中拿出錢來，讓他們去吃飯，買回家的車票。十年算下來，僅這項支出，大概也有兩萬餘元吧。這就是李雁龍，一個純正善良的信訪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