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幾乎被遺忘的“包身工”，是上海人中的特殊群體。其特殊之處有二：她們都是農民，因為災荒而流入城市；她們雖也是工廠裏的女工，但卻完全不同於上海本地的工人（包身工把她們稱作“外頭工人”），她們的身體是屬於帶工老板的，根本就沒有“做”與“不做”的自由，她們又是“罐裝勞動力”，永遠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她們更是絕對的廉價，承受著超限度的壓榨。
在她們身上，正是集中了上海發展曆史中的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城市的發展以農村的破產為前提與基礎；二是殖民地發展模式，即作者所說的“二十世紀的爛熟了的技術、機械、製度”與“沒有法律，沒有人道”的“十五六世紀”的封建製下的奴隸的結合。
而這樣的曆史是不能被遺忘的。
這是因為“包身工”們對上海發展的曆史貢獻，不容抹殺。不要忘了作者悲憤的提示：“在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麵，都附托著一個中國奴隸的冤魂！”
這更是因為“包身工”發展模式，是有可能以新的形式變相“重來”的。它至少是一個警示。
因此，要深層次地進入上海，不可不讀《包身工》。
夏衍
已經是舊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一刻，曉星才從慢慢地推移著的淡雲裏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裏的人們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
穿著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皮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地叫喊。
“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著，豬玀！”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玀”。跟著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在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裏，她們很快地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地騷動起來。打伸欠，歎氣，叫喊，找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地踏在別人身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玀”的人們中間似乎已經很鈍感了。半**的起來開門，拎著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地在男人麵前換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點的女人們身上踢了幾腳，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向樓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著紐扣，幾個睡眼惺忪的“懶蟲”從樓上衝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著急地要將大鍋子裏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歲，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腳瘦得像蘆棒梗一樣，於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了她的名字。
這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用紅磚牆嚴密地封鎖著的工房區域，被一條水門汀的弄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著三十三個被老板們所指罵的“懶蟲”和“豬玀”，所以，除出“帶工”老板、老板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那穿拷皮衣服的同一職務的打雜、請願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牆圈裏還住著二千個左右穿著破爛衣服而專替別人製造衣料的“豬玀”。
但是，她們正式的名稱卻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板。每年——特別是水災旱災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裏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著到馬路上去玩玩，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著，咬著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於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警十元，人銀兩訖，“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麵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到一百五十個以上。手麵寬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發鋪一類的買賣。
東洋廠家將這些紅磚牆圍著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價租給“帶工”，“帶工”就在這鴿子籠一般的“洋式”樓房裏裝進三十幾部沒有固定車腳的活動機器。這種工房沒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後門一樣。每扇前門楹上，一律釘著一塊三寸長的木牌，上麵用東洋筆法的漢字寫著：“陳永田泰州”“許富達維揚”等等帶工頭的籍貫和名字。門上，大大小小地貼著褪了色的紅紙春聯，中間，大都是紅紙剪的元寶、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薑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圖像。春聯的文字，大都是“積德前程遠”“存仁後步寬”之類。這些春聯貼在這種地方，好像是在對別人驕傲，又像是在對自己諷刺。
四點半之後，當沒有影子和線條的晨光膽怯地顯現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弄堂裏，已被這些赤腳的鄉下姑娘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朝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裏的人們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拗執地粘在她們頭發上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著平滿的馬桶，吆喝著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老板”或者打雜的拿著一疊疊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軋票處一般的木柵子前麵。樓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隻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幹飯。中午的飯和晚上的粥，由老板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裏去。粥，它的成分可並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裏麵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的渣粕！粥菜，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菜的葉瓣，用鹽麵漬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隻有兩條板凳，——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凳，這屋子裏麵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人吃粥的地位，她們一窩蜂地搶一般地各人盛了一碗，歪著頭用舌頭舐著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著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著一隻空碗，於是老板娘拿起鉛桶，到鍋子裏去刮下一些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衝上一些冷水，用她那雙方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機器”們的前麵。
“死懶！躺著死不起來，活該！”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後，東洋廠家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機器，終究還是血肉構成的人類。所以當他們忍耐到超過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地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體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理論，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拚著餓死不幹。此外，產業工人的“流動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他們是決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源的。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自稱是“溫情主義者”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爭議（五卅）中，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眾的結合力前麵，什麼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采用的，隻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代替“外頭工人”（普通的自由勞動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