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五年前，有一天早晨，媽媽放下了早報，長長地籲了一口氣，怔怔地說：
“羅毅——居然來台灣了。”
“羅毅是誰？”我問。
“一位地質學家。”媽媽淡淡地說，開始吃她的早餐，我把報紙拉到麵前來，看到一條不大不小的消息。
名地質學家羅毅博士
昨日攜眷由港來台，
將應聘為×大教授。
這消息引不起我的興趣，那時是暑假，我正計劃和同學遊大貝湖。拋開了報紙，我不經心地問：
“你認識這位教授？”
“以前認識，在大陸上。我和他太太是好朋友。”媽媽說，“許多年沒見過了。”
“你要去看他們嗎？”我問，吃著燒餅。
“看他們？”媽媽愣了一下。“不！何必呢？他們很得意，我去倒顯得——”媽媽把話咽住了，對我警告地說：“憶湄！你又弄了一地的燒餅渣！”
關於羅教授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以後媽媽再也沒有提起過他。我呢？在幾分鍾之後就把他拋到九霄雲外了。一直到三個月以前，媽媽已證明患上了子宮癌，我們母女都已很清楚地明白，死亡的陰影正籠罩著，隨時可以降臨。媽媽有一天讓我去寄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羅毅，地址是台北羅斯福路×段×巷×號。我寄了信回來，媽媽才和我談起羅毅。
“他是一位學者，和我們是世交，假如我有什麼不幸，他是我唯一想得出來，能夠照顧你的人！”
正像媽媽說的，我是個不大肯麵對現實的“孩子”，或者由於我是媽媽的獨生女兒，未免從小有點兒嬌寵，養成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承擔的習慣。因此，雖然我很清楚地明白，媽媽患上了絕症，遲早要拋開我而去，但我拒絕去想它，拒絕去談它，也拒絕去承認它。每當媽媽提起她身後的事，我就跺著腳嚷：
“沒有那一天，永遠沒有那一天！”
然後跑開，找一個沒有人的角落裏去悄悄地哭。
可是，而今，“那一天”終於到我眼前了。我行囊中有媽媽臨終前三天所寫的一封信，囑咐我麵交給羅教授。信是媽媽親手封好的，我不知道裏麵寫些什麼，我猜想，無非是托孤的意思。媽媽一生好強，從不肯向人低頭或請求什麼，沒料到她走到生命的盡頭，卻必須向一個多年未謀麵的朋友，請求收容她那“長不大”的女兒！
“長不大”的女兒！媽媽常常問我：
“憶湄！什麼時候你可以長大？什麼時候你能懂事，不再是個毛毛躁躁的小女孩？”
小女孩！我但願永不長大！永遠縮在媽媽的懷裏，任何事情，有媽媽幫我做主，我隻要吃飯、睡覺、念書和歡笑！可是，媽媽去了！在失去歡笑的這一段日子裏，我覺得我已經“長大”了！最起碼，我已被迫去麵臨那許許多多無可奈何的“現實”！
車窗外麵，黑夜已在不知不覺中來到，曠野中，偶爾有點點的燈火在閃爍。車輪輾過了原野、城市、村莊，把我帶向一個未可知的命運。
車子誤了點，抵達台北時已將近十一點了。下了火車，提著我的箱子，走出了火車站，站在車站門口，四麵張望。台北！十二年來，我跟著媽媽住在高雄，一直沒有到過這全省最繁榮的都市。抬起頭來，霓虹燈在夜色中閃耀，旅行社、小吃店，林立在對街。台北！我久已希望來到的地方！望著成排的三輪車、計程汽車，和街頭仍然熙攘的人群，我有種慌亂和惶恐的感覺。頭一次，我發現這世界竟如此之大，不再是隻有六席大的小屋！那麼複雜的道路，那麼多的建築，也不再是我和母親共同生活的那樣小小的天地。
一輛三輪車滑到我麵前。
“要車嗎？小姐？”
我有些猶豫，終於說：
“羅斯福路三段。”
“十塊！”
十塊！我不知道是貴還是便宜，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羅斯福路在何方？跨上了車子，我才有些後悔，深夜十一點鍾，貿貿然地跑去投奔別人，不是太晚了嗎？或者他們已經睡了，把別人從睡夢中拖起來，多麼不禮貌！媽媽總說我做事從不經過思考，看樣子我仍然沒有成熟。可是，現在，車子已經在黑夜的街道上滑行，初夏的晚風帶著微微的涼意撲麵而來，我似乎無暇再做別的計劃了！
車子在巷子中足足兜了二十分鍾的圈子，最後到達了目的地，下了車，我發現自己停在一條占地頗廣的圍牆前麵，嵌在那圍牆正中的，是兩扇豪華而堂皇的紅漆大門。看了看門牌號碼，一切都沒有錯誤，我付了車錢，望著三輪車隱沒在巷子的盡頭，才又怯怯地對那圍牆和大門作了一番巡禮，大門邊不及三尺的地方，一盞街燈正明亮地照耀著，我的影子瘦瘦長長地投在門前的地下，看來那樣孤獨、寂寞，和渺小！
我手腕上是媽媽的舊表，時間已是十一時半。靠在門邊，我遲疑了大約二十秒鍾。從門縫中向裏偷窺，黑影幢幢的深院內似乎還隱隱地有著燈光。好吧，既來之，則安之，管它是深更半夜，還是半夜深更！我總不能在門外站一夜！橫了橫心，我撳下了門鈴。
這屋子一定很深很大，我在門外無法聽到門裏的鈴聲。等了很久，裏麵毫無動靜，大概主仆都已熟睡，不管一切，我連撳了三下門鈴，撳得長長的。於是我聽到門裏有了腳步之聲，這聲音沉重而迅速地“奔”向門口，接著，大門豁然而開，一張滿麵胡子的臉龐突然從門裏伸了出來，是個碩大的腦袋，張牙舞爪的毛發之中，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近乎獰惡地瞪視著我。
“你發什麼神經？”一聲低沉的怒吼對我卷了過來。
“我……我……”我接連向後退了兩步，瞠目結舌，不知所雲。這顆刺蝟狀的頭顱驚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