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課堂上給大三的學生解剖經濟學案例，我試著讓他們用經濟學原理來理解這一抄襲行為。不料我的學生們都甚感驚訝，他們說即便抄襲，也不能抄名人的呀。名人的作品讀過的讀者多，最容易被人識破，顯然是她低估了信息市場而忽略了風險規避。我告訴這些青春的臉龐，其實人們都高估了這位抄襲者，為什麼高估了她，是因為我們犯了一種認識邏輯上的“後此謬誤”。我們總認為作協會員是作家，作協主席是當然的作家，是作家中的首長。這樣的作家之首肯定是這個區域最高文學水平的人，雖比不上我們中學課本裏學過的高玉寶、劉白羽，但也一定是一位飽讀之士。她不至於連馮其庸、李銀河、林語堂也不知道吧？可是，作協主席的可憐也就在此，在我的工作經驗裏，每一天都在推翻著我多年形成的認知基礎。體製內的作家，或作協主席不知道李銀河根本算不了什麼。因為人家是寫政策文學的，也就是根據報紙的頭版頭條寫抒情文章，你見過哪家正統報紙的頭版頭條登載和介紹過李銀河呢？
或許她更沒有必要知道誰是馮其庸、誰是林語堂，還有搞理論的謝明順。作為她來說，開會時能講出人民作家趙樹理、魏巍、臧克家也就已經是學富五車了，與其講什麼陳寅恪、穆旦、張郎郎，她會仰著脖子嘲笑你“太偏激”了。所以，在她的眼裏，李銀河、馮其庸，林語堂都是些名不見經傳的無名作者，這些人的習作，我作協主席拿來一用應該是你的榮幸。你還叫什麼屈？清代大學士汪由敦、於敏中的吟詠之作，還不都要署上乾隆爺的名。再說了，作協主席是有行政級別的，一個處級幹部又怎能自己親自動手寫作。現在連科長、鄉長都有人代筆寫材料、寫文章，何況一個地級市的作協掌門人。人家已經夠自覺了，沒有給作協辦公室的人添麻煩，不就是借用了一些現成的她認為“無名小卒”的文章，你們就吵成這個樣。現在的領導講話和公文材料基本都是互相傳抄的，你見過有誰追究過什麼版權問題。隻是鄧小平早就知道此事，講話基本不用秘書的材料，他還勸當時的省委書記們也別用。
本人愚鈍，但生來好學，不恥下問。本來是利用各種機會求知，可常常使人尷尬。一次與一科技局長同席吃飯，順便與其談起霍金，我說他的《時間簡史》讓我讀得很費力。此公說：“我在科技局已執掌十年多，哪個處室、下屬單位也沒有這個人啊。”聞此，我忙說是我記錯了。另一次與一文物局長請教關於羅哲文的問題，他想了想說：“你記錯了吧，過去我單位的那個電工叫羅德文，早就不幹了，自己開了個五交化門店。”聞此，我啞口無言。一次與幾個文化局長同機去深圳，途中要飛行三個小時，坐我旁邊的是一位哲學係畢業的局長，就此向他請教關於阿奎那和奧古斯汀的問題，他說他那個年代不學這幾個“蘇聯人”。我明白了，於是轉移話題想與其談談我們的同行局長龍應台，他說：“不是龍應台，是祝英台，是一個深刻的悲劇啊。”聞此，我隻是點頭稱是。無獨有偶，一次與一位大學校長同在候會室候會，因準備參加的議題是關於高校學生秩序的問題，我就順便向他說起蔡元培。這位老兄出語驚人：“什麼蔡元培，我與你嫂子才是原配。”此語令我目瞪口呆。後來，一位長兄告訴我，這些小官員都不是專業出身，他們隻是管理者，不要請教他們專業知識。因此，我似有所悟。但後來，我還是很敬仰專業機構的“首長”，遇到社科院長願向其請教關於馬克斯·韋伯的問題，遇到農科院長願向其請教關於哈丁、袁隆平等人的問題。但每一次請教的機會大都會讓你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