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亦稱清言、雅談。據魯迅先生考證，它的曆史比較悠久，祖師爺是生於魏晉時期的何晏。與何晏同時代的還有一大批人，為了明哲保身，脫離政治現實，規避政治幹擾，便飲酒、集會，日以清談為事。最著名的有七人，即所謂“竹林七賢”。
唐代詩人周曇在一首詠史詩中寫道：
六合誰為輔弼臣？八風昏處盡胡塵。
是知濟弱扶傾處，不屬高談虛論人。
詩是寫王夷甫的。此人就是在西晉王朝曆任中書令、司徒、司空、太尉的王衍。
史稱：何晏、王弼崇尚老莊的虛無哲學，王衍很敬重他們，他自己也推崇玄學，整天地高談虛論。在朝廷中，一時蔚為風氣。王衍位居宰輔，卻不以經邦濟國為計，專謀自保。為人又十分貪婪腐敗，卻絕口不談“錢”字。當時，正值所謂“八王之亂”——司馬氏皇族中一些人為了爭奪中央統治權，互相衝突，連年混戰、仇殺，烽火遍地，白骨盈野，給各族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晉永嘉五年（311年），羯族首領石勒寇犯京師，消滅了太尉王衍所部十餘萬晉軍。不久，攻下洛陽，俘獲了晉懷帝，屠殺王公以下三萬餘人，王衍本人也被活埋了。“八風昏處盡胡塵”，講的就是上述情況。
後兩句是全詩的主旨，說明王衍之流盡日“高談虛論”，名為輔弼重臣，卻不掌握“濟弱扶傾”之術。對此，早一些的葛洪、幹寶、範寧，後來的顧炎武等，都持激烈的批評態度，甚至說，何晏、王弼之罪，“深於桀紂（夏商兩代的昏君）”。東晉時期，桓溫北伐中原，登上城樓眺望，慨然興歎曰：“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這種“清談誤國”說，主要是從當時產生的後果來立論的。
但事物往往非常複雜，未可一概而論。對於清談一事究竟應該如何評判，向來存在著明顯的歧異。據《世說新語•言語》記載，早在東晉之初，書法家王羲之和政治家謝安石就曾辯論過這個問題：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誌。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王羲之引古鑒今，說明在四方多難的當時，凡有責任感的人都應該力戒虛談、浮文，以大禹王、周文王為榜樣，身體力行，多幹實事。這一看法原本是不錯的，謝安石也未必持有異議。而他的駁詰，顯然是存在著更為深刻的針對性。因為當時確有一幹人把東晉政治的糜爛、民生的凋敝、戰禍的蔓延，統統歸罪於清談者。對於這種說法，他是不認同的。“國”確是誤了，但“任其責”者主要的應該是哪些人呢？是一群說理談玄的哲學家，還是那些執掌銓衡的帝王將相呢？“秦任商鞅，二世而亡”，不能說是“清言致患”，因為那時還沒有所謂“清談”這碼事。
作為一種學風，魏晉時期的名士清談乃是對於漢代經學的一種反撥與逆挽。漢代經學家為官方學術，屬於對儒家經典、聖經賢傳的注解、詮釋之學。國家遴選經師為博士，負責解經、注經，其章句動輒數十萬言，旁征博引，煩瑣不堪。而經師之間又各立門戶，壁壘森嚴，學生隻能固守師規，不許有任何發揮、獨創。而魏晉時期的名士清談是由漢末的清議轉化過來的，它提倡平等地進行論辯，既無正統與非正統之分，也無門戶之見、師生之別，都是以《老子》《莊子》《周易》等所謂“三玄”為基礎材料，從中提煉出一些重大的論題，如有無之辯、言意之辯、養生之辯、才性之辯、聲有無哀樂之辯、聖人是否有情之辯等。他們並不拘守固有的經典，而是直接麵向社會、人生，直至宇宙本體，往往涉及一些思辨性很強的哲學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