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戈爾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殊榮之前，他在歐洲就已獲得不少讚譽，獲獎之後更是受到空前的歡迎，掀起了“泰戈爾熱”。這股熱潮隨後傳到日本，通過新文化運動，進而漸漸影響了中國，1915年起，泰戈爾的作品陸續出現在一些報刊雜誌上。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泰戈爾熱”掀起高潮。冰心、鄭振鐸、瞿世英等深受其熏陶的詩人學者先後翻譯發表了泰戈爾的許多詩作，並研究介紹他的藝術風格和思想。
泰戈爾一直渴望親自到中國進行交流。1923年，他請英國助手恩厚之來中國聯係訪華事宜。在徐誌摩及梁啟超、蔡元培等組織的講學社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4月12日，泰戈爾一行乘船抵達上海，首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先後訪問上海、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漢口等地。5月30日，泰戈爾離開中國前往日本。
這次為期五十天的中國之旅同時也是一場中印文化交流的盛會。泰戈爾每到一地，都發表熱情的演講，由徐誌摩陪同翻譯。以講學社、新月社、文學研究會等為代表的文化界對泰戈爾進行熱烈歡迎和讚揚。泰戈爾在北京期間恰逢64歲生日，北京的歡迎者們為泰戈爾舉行晚宴，演出泰戈爾的名劇《齊德拉》，並送來賀禮。梁啟超以古代中印兩國的別稱“震旦”和“天竺”，為泰戈爾取了一個中國名字“竺震旦”，並刻在雞血石印章上贈與泰戈爾。《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晨報》《申報》等各家報刊雜誌紛紛開辟專號，刊登泰戈爾的作品及相關文章，報道泰戈爾在華消息，使中國人對泰戈爾及印度的思想文化增進了了解。
然而，在盛讚聲之外，也有不少文化界人士對泰戈爾發出了尖銳、激烈的批評，從而在思想文化界引發了一場大爭論。與徐誌摩、梁啟超等人的歡欣鼓舞、大力推崇相反，郭沫若、陳獨秀等知識分子對泰戈爾宣揚東方精神文明、反對西方物質文明的觀點不滿，對泰戈爾的思想或抨擊，或嘲諷，甚至否定。在幾次演講現場還有青年散發反對泰戈爾的傳單。這些反對的聲音不免令泰戈爾失望傷心，從他的一些講話，特別是後期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來。
泰戈爾1924年在中國各地所作的這些演講，後來有大部分發表在《小說月報》等報刊雜誌上。而泰戈爾回印度後也親自整理出英文版，由印度國際大學出版社於1925年結集出版。本書正文即根據此英文版的順序編排，其中若幹篇采用徐誌摩發表過的譯文。附錄一按照時間順序選編英文版沒有收入、在中國報刊上發表過的七篇講話，其中有些對泰戈爾的原話進行了一定的加工、整合；附錄二選編關於泰戈爾訪華的三篇文章。希望讀者讀過本書，可以對泰戈爾其人、其詩、其思以及與中國的淵源都得以獲得更進一步的了解。
在泰戈爾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殊榮之前，他在歐洲就已獲得不少讚譽，獲獎之後更是受到空前的歡迎，掀起了“泰戈爾熱”。這股熱潮隨後傳到日本，通過新文化運動，進而漸漸影響了中國，1915年起，泰戈爾的作品陸續出現在一些報刊雜誌上。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泰戈爾熱”掀起高潮。冰心、鄭振鐸、瞿世英等深受其熏陶的詩人學者先後翻譯發表了泰戈爾的許多詩作，並研究介紹他的藝術風格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