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的界定
對“客家”概念的界定是進行研究的前提。目前，學界公認“客家”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即離開了文化，就無從談客家的存在。“客家”（Hakka）指由於戰亂等原因，唐宋時期中原先民陸續南遷到贛、閩、粵三省交界處的山中，在與外界隔絕狀態下，融合當地的瑤族、佘族等少數民族，經過數百年的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獨特的方言、風俗習慣及文化心理認同的穩定的漢族特殊族群。
“四川客家”指清前期“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中從江西、福建、廣東等省的客家聚居區移民入川的客家人及其後代，也包括部分從湖南、湖北等地過籍入川的客家人及其後代，其中以廣東移民最多，所以四川客家多被稱為“廣東人”或“土廣東”。“廣東人”成了四川客家人的代稱。四川客家主要來源於我國客家人最為集中的江西省的12個縣、福建省的14個縣和廣東省的12個縣。由此可知，四川客家源在中原，根在粵、贛、閩。
教育分廣義的教育和狹義的教育兩類。廣義的教育包括家族教育（含家庭教育和宗族教育）、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其中家族教育和社會教育等是非正式教育，而學校教育為正式教育；而狹義的教育則指人們專門設置的教育機構中實施的教育，即正式的學校教育。文中的教育是從廣義上“大教育”而言，即包括家族教育（含家庭教育和宗族教育）、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
文中的“四川”是巴蜀文化概念上的四川，即包括今重慶市。鑒於成都東山地區是四川客家的典型區域，因此，本研究是以成都東山地區的客家為考察重點，從“崇文重教”的角度研究四川客家教育的曆史與現狀，突出客家教育的族群性和地域性特點。從時間上看，主要指清初以來至今約300年的客家教育史。
（二）選題的緣由
客家教育史是客家研究中的薄弱環節，也是區域曆史研究中的重要領域。客家學在人類學視野下日益成為一門顯學，學術界也多從客家淵源、客家移民史、客家方言、民俗文化、客家名人、客家婦女等角度進行研究，而客家教育問題依然是客家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就僅有的客家教育專著《社會結構與客家人教育》而言，側重於探討曆史時期贛閩粵邊的客家家族組織及其與教育的關聯，隻是提出了問題，並未就客家教育進行具體的討論，更沒有從總體上建構客家教育發展史。正因為如此，該書作者王東先生給筆者的信中指出，到目前為止，有關客家教育史的研究，還基本上處於空白狀態。因而認為以四川客家教育為主題，完全可以寫出一篇具有開創意義的論文。
客家文化屬於移民文化，移民的過程也是文化傳播與融合的過程。客家文化在與當地文化融合的同時，也傳承了自己的文化，並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從而創造了許多客家文化的奇跡。
以四川客家文化為例。四川是我國第五大客家聚居省區。四川客家人入川後，相對湖廣人來講，從贛、閩、粵等省的客家聚居區移民入川的客家人屬於少數群體，處於“湖廣話”的汪洋大海中，但300年來，四川的客家人“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始終保留自己的族群意識，從而形成許多客家方言島。客家以其強烈的鄉土習俗和特殊的語言作紐帶，表現出較強的凝聚力和濃厚的族群意識，族群的邊界十分清晰。據不完全統計，全川客家人的總數在300萬左右，其中至今能講客家話的有150萬人以上，僅成都東山地區500平方公裏範圍內，就居住著50萬客家人。成都東山地區是四川麵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客家方言島，至今最完整地保存了客家文化和客家方言（至今仍有不會說四川話的“死廣東”）。而且，由於東山地區是距離成都大都市最近的客家方言島，也是我國距現代都市最近的客家方言島，300年來東山客家文化沒有被同化而完整保存下來，並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這本身就是客家文化的奇跡。2004年筆者從四川省客家研究中心獲得一本清代四川客家啟蒙教育的鄉土教材《廣東小兒歌》。《廣東小兒歌》又稱《廣東俗歌》，是清代一本用“土廣東語”（四川的客家話）編寫的，至今仍流傳於成都東山客家地區的兒童歌謠集。它反映的曆史事實是，清代客家移民四川遇到文化適應問題，尤其是“官話”造成客家兒童入學的語言障礙，學習效果很不理想，即“廣東子弟多半不解官話，每有讀書數年，一句不解，雖讀何用”。為此，四川客家采取獨特的教育方式。即《廣東小兒歌》作者認為，教育“廣東子弟”，應該借鑒客家童謠的做法，用“廣東土韻”來編寫一部啟蒙讀物。正如《廣東小兒歌》所說：“以此教之，則句句能講能用。”《廣東小兒歌》在客家兒童的啟蒙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也推動了四川客家的社會化進程。其史料價值在於：東山客家人保存下來的文獻資料相當有限，像《廣東小兒歌》這樣完整的教育客家後代的啟蒙教材，世代相傳且保存至今，是非常罕見的；《廣東小兒歌》再現了客家文化在同四川本土文化交流碰撞的過程中如何頑強地保留自己文化傳統的努力。四川客家獨特的教育方式自然有其研究的必要。正因為如此，台灣人類學者謝劍博士強調要研究客家人在新環境中如何謀生存、求發展，尤其是不同地區客家人的社會化問題即怎樣培養、教育子女的問題。四川客家啟蒙教材《廣東小兒歌》的價值激發起我對四川客家教育研究的濃厚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