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廣填四川”與四川兩大族群的出現
族群的形成與移民有密切的關係。人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人的流動，就意味著文化的流動。在清代“湖廣填四川”中，不同省份的移民、不同文化類型的文化、不同耕作方式及語言文化習俗相互交織融合，形成不同的文化群體，從而產生族群認同，最終在四川形成兩大族群，即湖廣人和客家人。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族群間的文化差異導致族群認同。周大鳴先生指出，族群認同是社會成員對自己族群歸屬的認知和感情依附。族群認同是在族群間互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果一個族群中的個體從未接觸過異質的文化，那麼就無從產生認同，首先存在一種差異、對比，才會產生將自己歸類、劃界的認同感。由於清初各省移民文化習俗之間的差異，四川的移民開始以文化習俗為凝聚力形成各自的集團。四川的湖廣人占優勢，湖廣話為基礎的四川話成了四川的“普通話”，一些其他省份勢單力薄的移民來四川後，為了尋求庇護和謀求更好的發展空間，紛紛冒充自己是“麻城孝感鄉”的湖廣移民；四川客家主體是來自清前期“湖廣填四川”中閩粵贛邊區的客家移民。從有確切記載看，清初客家最早入川的要算內江廖氏，內江廖氏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從福建上杭移民入川，但多數是乾隆後入川，因此，至今四川客家有300年的曆史。四川的客家人由於自身的語言文化習俗加上固守自己的族群文化的心理，以其強烈的鄉土習俗和特殊的語言作紐帶，表現出較強的凝聚力和濃厚的客家族群意識，從而形成與湖廣文化相對立的另一個文化群體，最終形成兩個不同的族群，即湖廣人和客家人（“土廣東人”）。湖廣人與客家人由於語言與文化習俗上的差異，相互產生自身的認同。四川的客家人以客家方言作為族群認同的基本要素。“廣東人”或“土廣東”是四川客家的代稱。因為四川的客家人以來自廣東的客家為主，所以自稱“廣東人”，稱客家話為“廣東話”，他們稱成都官話為“湖廣話”，稱官話區的人為“湖廣人”；而湖廣人則稱他們為“土廣東”，稱客家話為“土廣東話”。“土”字最初明顯帶有貶義，是客家人受歧視的表現，反映了兩大族群中四川客家處於弱勢的地位。客家人受歧視產生“鯰魚效應”，促進了客家人的認同。客家以方言為紐帶組成自己的群體，對四川客家人而言，家鄉人的概念是指說廣東話的人。在東山地區在東山說客家話的人被看成是家鄉人，客家話在東山地區成了廣東老家人的標誌，成了尋訪四川客家人的指路標。湖廣人和客家人這兩大族群的邊界十分清晰。如肖平回憶，“童年的記憶中，我的世界被兩種文化包圍，一是客家文化，一是湖廣文化”。四川兩大族群的出現，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曆史人文現象。
族群不是單獨存在的，它存在於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中。由於語言、文化習俗的差異，族群之間的矛盾或衝突是難以避免的。盡管沒有廣東那樣的土客大械鬥，但在清代四川，土客之間或客客之間的矛盾一直存在。《成都民間文學集成》收集的“住山不住壩”、“沒有文字”、“隻說客家話”、“不跟湖廣人結婚”等民間故事反映了湖廣人與客家人兩大族群的矛盾，也體現了客家人的清高和內聚。這些民間傳說至少透露給我們以下信息：客家人把本族群“住山不住壩”的習俗自圓其說地解釋為“住山是為了不怕水淹”，是不願意承認自己不如湖廣人；客家人解釋自己“沒有文字”，是因為唯一的一本文字書也被湖廣人偷去了；“隻說客家話”與“不跟湖廣人結婚”的故事表明客家人的自我保護和封閉意識，族群認同意識強烈。這幾段傳說應當誕生於移民社會初期，當時客家人數既少，又是初來乍到，各方麵都不占優勢，作為一個長期居住在山地又與外界相對隔絕環境中的弱勢群體，他們總是會采取自我保護的策略來維持自己的生存。清代移民社會初期，四川學額較少，雖然讀書人不多，仍存在教育資源的競爭。客家即使定居已久，已經符合參加科舉的條件，當地湖廣人心理上仍不願接納他們，尤其忌恨他們占據科舉解額，所以一有機會便恣意攻擊，有時甚至誣告他們。典型事例有東山區金堂客家移民：“自粵東入籍金堂，萍蹤初寄，鴻爪無蒙，童試為眾所阻，賴華振庵夫子多方推挽，始得入泮。”
直到民國時期這種衝突或競爭依然存在。如在川南，李宗吾回憶，外省人來川，常被本地人欺淩，於是他們互相約定：凡是廣東遷川姓李的人家，成立一個會，叫做“棒棒會”，有來欺淩的，就一齊同他們拚命。在四川湖廣人與客家人（廣東人）的界線是分明的。“風俗習慣乃至語調不同的各省人民而聚集於一地，其感情的不能融洽，乃為勢所必然，吾鄉（川北）的湖廣籍人民，對於閩粵籍人民的歧視，乃其一例。”郭沫若的家鄉沙灣，地方觀念是很嚴重的。“這些移民在那兒各個的構成自己的集團，各省人有各省獨特的祀神，獨特的會館，不怕已經經過了三百多年，這些地方觀念都還沒有打破，特別是原來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觀念。”主客之間“關於地方上的事務，公私兩麵都暗暗地在鬥爭”。比如楊姓作為沙灣的土著，平時他們總覺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凡事都要和客籍人為難。於是客籍人組織一個保衛團，而土著人便組織了一個保安團。為首的叫楊朗生，平常總愛仗恃楊家的勢力侮辱客籍”。沙灣的土客衝突其實在四川各地普遍存在。
（二）嫁接型移民文化（湖廣人）和移植型移民文化（客家人）
前文提到，四川移民人口的比例高達65%以上，說明四川是個典型的移民社會。入川的移民，因族群特性不同，在處理原鄉文化和巴蜀文化的關係時表現不同的模式，因而出現不同的移民文化類型，即表現出“移植”與“嫁接”兩種模式。大體上，兩大族群在四川形成兩種不同類型的移民文化，即嫁接型移民文化和移植型移民文化。盡管“移植”中有“嫁接”，“嫁接”中有“移植”，但各有側重。
四川的湖廣文化屬於嫁接型，重點在於把原鄉文化嫁接於巴蜀文化上，最終體現的是文化的融合，原鄉文化的傳承成了支流。“嫁接”既包括對巴蜀文化與楚文化的“嫁接”，也包括對多元移民文化的整合或“雜交”。客家文化則屬於移植型，重點在於對原鄉文化的移植或重建，體現出獨立性、封閉性和保守性，原鄉文化的傳承成了主流。“移植”既包括對物質文化的移植，也包括對精神文化的移植。
1.嫁接型移民——湖廣人
兩種文化的嫁接要求具有同質性，而湖廣文化與巴蜀文化正好在曆史上有淵源關係。由於地緣的瀕臨、戰爭的推動、交通的暢通及楚人開明氏的治蜀等因素促進巴蜀文化與楚文化頻繁的文化交流，使巴蜀文化深受楚文化的影響，其中包含了大量楚文化因素。古代的巴蜀地區與楚國有著密切的關係，在語言風俗方麵，與楚國存在許多相似。即所謂“蜀楚接壤，俗亦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