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初四川文化教育的“渾樸時代”
清代四川的文化教育經曆了從渾樸時代到文盛時代的發展曆程。清初四川人口銳減，經濟蕭條，文化更是落後。反映在鄉試配額上，四川與貴州、雲南一樣，被列入“科舉小省”。由於官學田主要用於資助辦學或賑濟貧寒學生，因而學田的多少是衡量教育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從學田方麵看四川教育更是落後。雍正二年（1724）學田最多的是直隸（1188餘頃），最少的是四川（3頃多），前者是後者的396倍；乾隆十八年（1753）學田最多的是湖南（7300餘頃），四川隻有23餘頃，倒數第二（僅多於雲南），兩者相差317倍。四川學田數目的稀少反映了官學教育的萎靡不振。許多方誌更是對文化教育的落後狀況記載頗多。例如文教曾經發達的華陽縣康熙初“時蜀遭罹兵燹，文獻蕩然，人罕言學”。萬源縣“縣屬開辟最遲，風氣閉塞，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在昔科舉時代，乾嘉後始知重學”。巴中縣清初“人鮮業儒，不尚功利；農惟力穡，不重工商；男子務習勞動，婦女不飾鉛華”。
為迅速恢複經濟，政府采取了鼓勵移民四川的政策，“四川省民少而荒地多，嗣後流寓之民情願在川省墾荒居住者，即準予其子弟入籍考試。如中試之後回原籍並往別省居住者永行禁止”。鼓勵外省移民入川，並給予入籍科舉考試的資格，是清政府鼓勵移民入川的特色政策。清順治時期規定，“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墳墓、田宅俱有的據，方準入試”。這說明，“入籍”在清代一般指寄居地置辦一定的產業和有祖先墳墓，且居住超過20年的移民，則可以獲得當地的戶籍。但清初四川是例外的，移民落戶沒有產業和時間的限製，目的是為了恢複四川經濟與文化。這些外來移民對清代四川經濟文化的複興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乾嘉以來四川文化教育的“文盛時代”
隨著清初移民的增加和經濟的發展，到乾嘉時期，四川的文化教育逐漸恢複和發展起來，四川的文化進入所謂的“文盛時代”。史載，乾嘉後“民物蕃庶，國家右文，人重科舉，士竟帖括，父詔其子，兄勉其弟。雖至寒畯，亦趨於學，應試彌多，人才增盛……男耕女織，家世其業；老師宿儒，終身教授，此為文盛時代”。在文盛時代，“國家承平日久，人家多以購書為急務”。於是社會出現明顯的分化，出現農與士的分離，“自國初插占以後，多東南楚粵之民，於時勤務農桑，野處之秀，出秉耒，入橫經，風猶近古，今則農與士分途”。這反映了“湖廣填四川”後四川文化教育得到恢複和發展。這表現在：第一，四川的書院和義學大多在乾嘉後得到發展。清代康熙時四川建書院33所，雍正時期11所，乾隆時期120所，嘉慶時期51所，鴉片戰爭之前，四川共建書院263所，占總數的47.6%。四川清代書院數量名列全國第2名。清初四川書院的恢複和義學的創建標誌著四川文化教育的複蘇，誠如洛帶鎮廣東會館的山門楹聯所雲：“遺風喜見人文蔚起；瑞氣佇看甲第蟬聯”。第二，學額的增加。清代科舉錄取名額由朝廷根據地方的文風高下、錢糧、人口多寡等因素確定學校規模和錄取名額。如順治15年規定府學20名，大學15名，中學12名，小學8名；康熙時規定府學25名，大學20名，中學16名，小學12名；1723年四川成為人文最盛之地，規定學額為大學照府學，中學照大學，小學照中學。錄取名額的增加意味著文風日盛，是四川教育得到恢複和發展的反映。第三是科舉人才的增加。據統計，康熙四十五年（1706）四川省僅中進士2人，占總數的0.74%，到光緒十二年（1881）四川中進士人士達13人，占總數的4.11%，清末四川中進士人數是清初的5.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