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客家族田
宗族都有族產，族產又主要指族田。族田是家族的經濟命脈，是家族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族田即“公嚐田”，是家族的公共財產，為全族人的利益服務，根據不同用途分為祭田、義田、學田等。祭田用於祭祀，義田用於賑濟，而學田則將收取的租穀或租金用於家族辦學。因此，族田（主要指學田）是宗族辦學的物質基礎。四川族田目前還缺乏詳細的資料，筆者據客家族譜初步整理表明，四川客家族田從幾十畝到幾千畝不等。總體上，四川客家缺乏強宗大族，族田經濟並不發達，下文將進一步闡述。
（二）宗族辦學的背景和目的
1.客觀上軍閥提留祠產的逼迫
近代有兩個時期出現廟產興學運動。所謂廟產，就是指寺廟中的一切財產，包括寺廟、會館、祠堂等財產。“廟產興學”就是主張動用廟產興辦學校，解決教育經費問題。
第一個時期是清末。張之洞上奏《勸學篇》之後所引發的，約在19世紀末到1913年之間。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四川各地成立學務處或勸學所，於城鄉改設、新設官立、公立小學，城鄉官紳也相繼捐資設立私立學堂。這批學堂校舍多是廟宇、會館或祠堂改建，其中尤以鄉間為甚。如民國初金堂縣全縣各級學校共101所，其中設於佛寺或道觀的78所、設於祠堂的9所、設於會館的8所，其廟產興學比例為94％，而且這些學校的經費來源都是與廟會或廟產有關。民國初期溫江縣國民學校57所，其中寺廟或道觀辦學有47所，會館（南華宮）辦學1所，祠堂辦學3所，廟產興學比例為89％。
第二個時期是在1926年到1931年之間。該時期北方軍閥與南京國民政府都主張沒收廟產來興辦教育。這時期的運動又分兩次。第一次是在1928年，國民政府內政部部長薛篤弼提出了《改僧寺為學校的建議》，掀起了第一次廟產興學運動。第二次是在1931年，南京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發表了劃撥廟產、振興教育等主張，並組織了“廟產興學促進委員會”，掀起了廟產興學運動的高潮。
辦學是一件名正言順的社會公益事業。20世紀20年代末四川軍閥以辦公益事業為名，規定凡轄區的一切廟產、祠產都一律歸公，因而宗族祠產麵臨被提留的危險，而當時隻有辦學才能幸免。為既不違反軍閥的“法令”，又能保住祠產免受軍閥提留，於是，民國時期四川客家宗族決定用祠產興辦學校。如金堂陳氏小學、龍潭的範家祠小學等都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正如呂平登指出：“四川各縣祠廟會產極多，清末民初多被提辦教育，祠廟方麵皆恐被提，於是競辦小學，以避提產。”
2.宗族辦學為客家教育的兩級目的服務
前文提到客家教育觀的兩級目的。一是出於英才教育的目的。客家祠堂辦學的宗旨很明確，首先是為了多出人才，以光宗耀祖、提高本宗族的聲望，從而確保宗族的社會地位。因為客家社會重家重族，而且一個人中舉進士，不隻是個人的榮耀，而是整個家族的光榮。客家人聚族而居，為了家族的興旺與顯要，大力創辦族學。“一族人寧願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個男孩子，不論是抵擋稅吏濫兵，或者幫助家裏打打算盤，都是好的”。所以，“家雖然分開了，收入還要算到一起，朱德的教育由全家（族）負責”。即由生父、養父兩房共同培養朱德。二是出於普及教育的目的。傳統宗族教育的基本任務，是以封建宗法道德倫常教育本族子弟。培養正氣，提高子弟素質。教與養並舉是近代宗族的新特征。所謂“教”就是進行文化教育和倫理道德教育，因此，族學對於學生道德品行要求嚴。族學就是希望通過辦學來提高本族子弟的文化素質，客家宗族教育的普及也在相當程度上增強了宗族的凝聚力，鞏固了封建宗法製度，增強了客家人的認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