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女人也許西格麗德·溫塞特的個人經曆總是能賺取許多平常人的眼淚，而作為一個曾經經曆過兩次世界大戰的作家來說，溫塞特所顯示出的作為一個人的生存的勇氣和尊嚴無疑又是讓人欽佩的。
早在一九三〇年西格麗德·溫塞特就曾發表文章批判希特勒的殘暴行徑，早年她的書籍在德國就一直作為禁書被當局封閉著，而在一九四〇年的四月當德國軍隊開進挪威的土地，她也被迫逃亡到了中立國的瑞士。作為挪威軍隊的一名軍官，她的長子安德斯在戰爭中不幸被德國納粹擊斃，而此前她那久病不愈的女兒也在二戰爆發之前就匆匆地離開了人世。經曆了喪父之痛的溫塞特進入中年之時迎來了她人生中又一個艱難的時刻，她因為喪子之痛而聯想到了戰爭中無數和她有著相似經曆的母親，她帶著她僅剩下的一個兒子來到了美國。
戰爭期間他們舉家遷往美國對西格麗德·溫塞特來說無疑是一種對強暴勢力態度上更趨於反抗的表示，她不再僅僅是為了她自己和孩子尋找一個安身之所，她要為所有在戰爭中失去了親人的女性發出正義的呼聲，為那些流亡著的猶太人討回一個公道。在此後的歲月裏，她不斷地在各地進行演講，在報紙上發表征討戰爭罪人的文章，在殘酷的生活麵前我們看到的是一位日益堅強的母親而非一個凋敝中的博人憐憫的柔弱婦女。她用她的實際行動讓所有人對女性有了一個更為深刻的了解。
與她同年出生的弗吉尼亞·伍爾芙和詹姆斯·喬伊斯相比，西格麗德·溫塞特似乎是獨辟蹊徑地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在她的寫作中，充斥著在嚴謹的曆史背景下生存著的活生生的曆史人物，這些曆史人物不僅比現實中的許多人更鮮活，甚至更像是在一個集體中生存著的“人”。這種“人”的特征便是整個危機四伏的歐洲土地上誕生的“棄兒”的形象。這種對時代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的憂慮感與若幹年後的那批美國“垮掉的一代”的詩人們相比，西格麗德·溫塞特的個人寫作在當時就顯露出了某種更具有跨時代意義的前瞻性和深刻度了。
而在現在看來，西格麗德·溫塞特的創作既是挪威的民族的又更是關注整個人類世界的，那些她書中表現的人物既像是存在於古代的，也像是活於當今的。因為普天之下的人們都對她作品中存在於整個人類命運中的“共感”產生了共鳴，這使得若幹年後的今天還有大批的人們還在繼續地讀著她的作品，感歎著人類命運的悲歡離合和她作為一個女性作家所表現出來的卓越的勇氣。
如果說，西格麗德·溫塞特作品的偉大源於她豐富的曆史學養倒不如說是源自於生活對她的“厚待”。命運讓她在短暫的一生當中，經曆了若幹人，若幹個命運相加才能經曆完的悲苦。就像中國古代哲人曾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鳳凰涅槃之後，她得到的是永久的自由與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