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弄文學的人，倘不願速老，最好能搞一點現代主義，接受一點西方的影響。上個月，應台灣《聯合日報·副刊》之邀，寫了一篇小文章。文章小，題目卻大：“二十一世紀的文學”。我認為本世紀中國文學，顛來倒去，無非是兩個方麵的問題：一個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問題；一個是繼承民族傳統與接受外來影響的問題。前幾年，在北京市作協舉行的討論我的小說的座談會上，我於會議將結束時做了一個簡短的發言，題目是“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好像這是我的文學主張。所以說“回到”，是因為我年輕時接受過西方現代派的影響。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煉，我覺得現實主義是仍有生命力的；一個人，不能脫離自己本土的文化傳統，否則就會變成無國籍的“懸空的人”——我曾用這題目寫過一篇散文，記幾個美國黑人學者的心態，他們的沒有自己的文化、沒有曆史的深刻的悲哀。所謂“祖國”，很重要的成分是祖國的文化。為了怕引起誤會，我後來在別的文章裏做了一點補充：我所說的現實主義是能容納一切流派的現實主義；我所說的民族文化傳統是不排斥外來影響的文化傳統。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可以融合的；民族文化和外來影響也並不矛盾，它們之間並非渭涇分明，作家也不必不歸楊則歸墨，在一棵樹上吊死。二十一世紀的文學，可能既是更加現實主義的，也是更加現代主義的；既有更濃厚的民族傳統色彩，也有更鮮明的西方文學的影響。針對中國大陸文學的現狀，我以為目前有強調對現代主義、西方影響更加開放的必要。人體需要接受一點刺激，促進新陳代謝。現實主義如果不吸收現代主義，就會衰老，幹枯，成為木化石。
“衰年變法談何易”，變法，我是想過的。怎麼變，寫那首詩時還沒有比較清晰的想法。現在比較清楚了：我得回過頭來，在作品裏融入更多的現代主義。
不一定每篇作品都是這樣。有時是受所表現的生活所製約的。比如我寫的《天鵝之死》，時空交錯，有點現代派；最近為《中國作家》寫的《小芳》，就寫得很平實，初看，看不出有什麼現代派的影子。說要融入更多的現代主義隻是一個主觀追求的傾向。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都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作家不要自我設限，如孔夫子所說：“今汝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給我看過相的都說我能長壽。有一位素不相識的退休司機在一個小酒館裏自薦給我看一相，斷言我能活九十歲。我今年七十一，還能活多久，未可知也。我是希望能多活幾年的，我要多看看，看看世界的變化，國家的變化，文學的變化。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七日
一個弄文學的人，倘不願速老，最好能搞一點現代主義，接受一點西方的影響。上個月，應台灣《聯合日報·副刊》之邀，寫了一篇小文章。文章小，題目卻大：“二十一世紀的文學”。我認為本世紀中國文學，顛來倒去，無非是兩個方麵的問題：一個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問題；一個是繼承民族傳統與接受外來影響的問題。前幾年，在北京市作協舉行的討論我的小說的座談會上，我於會議將結束時做了一個簡短的發言，題目是“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好像這是我的文學主張。所以說“回到”，是因為我年輕時接受過西方現代派的影響。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煉，我覺得現實主義是仍有生命力的；一個人，不能脫離自己本土的文化傳統，否則就會變成無國籍的“懸空的人”——我曾用這題目寫過一篇散文，記幾個美國黑人學者的心態，他們的沒有自己的文化、沒有曆史的深刻的悲哀。所謂“祖國”，很重要的成分是祖國的文化。為了怕引起誤會，我後來在別的文章裏做了一點補充：我所說的現實主義是能容納一切流派的現實主義；我所說的民族文化傳統是不排斥外來影響的文化傳統。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可以融合的；民族文化和外來影響也並不矛盾，它們之間並非渭涇分明，作家也不必不歸楊則歸墨，在一棵樹上吊死。二十一世紀的文學，可能既是更加現實主義的，也是更加現代主義的；既有更濃厚的民族傳統色彩，也有更鮮明的西方文學的影響。針對中國大陸文學的現狀，我以為目前有強調對現代主義、西方影響更加開放的必要。人體需要接受一點刺激，促進新陳代謝。現實主義如果不吸收現代主義，就會衰老，幹枯，成為木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