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意地猜想如下：貞觀某年某月某日，太宗皇帝陛下與魏宰相發生了較大爭執，皇帝龍顏大怒，拍案而起曰：“天下究竟是偶家的還是儂家的？這一回偶偏偏不聽儂的！”魏宰相默然長揖、捋髯、轉身、開步走……用一根草繩拴在腰間的門下省公章隨著宰相大人的鴨子步悠然晃動，當真是說不盡的輕鬆，道不完的悠閑，一旁的尚書左仆射梁國公房玄齡苦著一張老臉諫言道：“陛下不納魏徵之言，其必不肯在敕書上簽字畫押蓋公章摁手印，門下印鑒闕位，叫尚書省如何奉敕？”
皇帝陛下聞言，癡呆呆思忖半晌，如同泄了氣的皮球般委頓在席上……
作繭自縛，作法自斃，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一代聖君胸中狂嘯……
所以我們說，貞觀年間的魏徵，絕不僅僅是個“諫臣”，其對政府乃至整個大唐天下的影響力遠比同時代的另外幾個著名宰相為大。李世民時期的宰相裏，在影響力上唯一能夠與魏徵相提並論的是位列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長孫無忌，此人雖然在貞觀年間基本賦閑，但在涉及國家根本大政乃至社稷承嗣這樣的事情上的作用是魏徵遠不能比的。盡管如此，魏徵仍然是貞觀名臣榜上的第一人，而造成這一點的原因卻頗為耐人尋味。
魏徵是一個出身世家的知識分子，其家世雖稱不上十分顯赫，卻也絕不能算低賤。
魏徵一生四易其主，從“忠臣不事二主”角度而言，其作為儒門士人的忠貞和節操實際上並不堪論，也難怪他口口聲聲不願做忠臣，實際上以他的履曆而言，也根本做不成忠臣。
魏徵的學問一般，他不曾有膾炙人口的詩文傳世，也不曾如長孫無忌般製定過一部《唐律疏議》，唯一勉強可以用來充數的就是一部由他主持編纂的《隋書》，篇幅大概可以列入二十四史當中最短的幾部之內。作為一個文人，魏徵並沒有超凡脫俗橫溢飛流的才華。
魏徵的武績平平，大唐立國平定天下的功勞簿上不曾有他的耀眼勳略。在開始追隨李世民之前，他唯一可以拿出來提上一筆的不過是在武德初招降了李世勣……
魏徵與唐太宗的私人交情平平，他們之間的那點“緣分”恰恰是在武德末年的儲位之爭當中，身為東宮僚屬的魏徵極力勸說太子李建成先下手為強除掉秦王李世民……
魏徵的相貌也實在稱不上令人心曠神怡，至少那位被後世傳頌至今的聖明天子就曾經公開嘲笑過他那著名的山羊鼻子……
那麼，魏徵究竟憑借什麼打動了李世民，又是憑什麼征服了後世如此多的士人呢？
其實，這個原因我們完全可以從隋唐時期乃至魏晉南北朝的思想文化背景中找到。
封建社會，君主為四方之主，臣下為天下之仆。然而中國的士人可以做天下的仆從，卻決不甘心做皇室的奴隸。治理天下使萬民樂道，不僅僅是君主一個人的職責，同樣是天下士人賢士的使命。天子與士人的關係，是主輔關係而非主奴關係。協助天子治理好國家，是古代士人當仁不讓的職責。
魏徵正是這樣一個秉持著“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理念的傳統士人。生逢亂世，豪傑當對天下盡忠，而統治天下的君主，卻是可以選擇的。
魏徵從不以自己身為“三姓家奴”為恥，以他為代表的一大批那個時代的士人，實際上根本不屑於以此為恥。
在天下人的利益麵前，君主有選擇臣子的權利，臣子同樣也有選擇君主的權利。
魏徵，就是一個堅信自己有這種權利的傳統士人。
隋末煬帝無道，天下板蕩，魏徵以河北大族子弟的身份追隨李密，從法理的角度是“從賊”。如果說他的父親當年不肯出仕隋朝是對北齊皇室盡忠，那麼魏徵在大業末年到貞觀初年先後追隨李密、竇建德、李建成、李世民等不同的君主，他又是在對誰盡忠呢？
玄武門之變後，秦王府的將士將魏徵綁縛到李世民麵前，李世民責問他：“你為什麼要勸太子殺掉我，離間我們兄弟之間的感情？”
魏徵毫不畏懼地回答他說：“如果前太子聽從了我的勸說，就不會有今天的事情了！”
於是李世民釋然，不僅沒有殺他，還留他在身邊做了詹事主簿。
這個故事今天看起來有很多令人難於理解的地方，如果說李世民因此而認為魏徵是一個忠心事主的“忠臣”而留用他，那麼魏徵的履曆已經明明白白表明了他絕非一個“忠臣”，聰明絕頂的李世民為何連這點淺顯的道理都看不透？如果說李世民當時這麼做是為了籠絡朝臣安定人心，那麼到了後來人心已經安定朝局已然穩固，他又為什麼非要對如此一個毫無忠誠和節操可言的老夫子委以宰相重任？如果說魏徵真的對太子李建成的被害始終耿耿於懷，為何又在後來的十七年當中盡心竭力協助李世民勵精圖治鑄造了垂範千秋的貞觀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