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造成我長期當“代科長”的第二個原因，是在民品的開發方向上，我與廠領導發生了較大的分歧，當時他們主張生產圓珠筆，我主張應選擇那些具有消費方向和市場潛力且還未形成生產能力的產品，而不是將別人生產了幾十年、上百年的產品當新產品來開發。就我們目前的條件，在現有的市場上去爭份額，搶飯吃是競爭不過那些老企業的。根據這個理念，我提出開發和生產洗衣機。雖然當時洗衣機在中國隻是個別人的奢侈品，但在發達國家，已進人了每個家庭。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生活的提高，我斷言：在十年之內會在沿海地區普及，在二十年內會在全國的城鎮普及。我提出分兩步走的方針。第一步製造工業洗衣機，供賓館、旅店、醫院用。
一方麵鍛煉員工隊伍，積累技術和生產經驗，另一方麵等待市場成熟，到一定的時候再生產家用洗衣機。當時國內洗衣機的生產都在起步階段，誰起步早，決心大，早出產品，誰就會搶先占領市場。我廠的有利條件較多，首先是我廠的設備和技術力量在海南地區名列前茅，工模具和機械加工能力很強，具有較強的產品開發能力；其次是軍品停產後，在一定的時期內，會給予政策性虧損補貼，不愁沒有飯吃，不愁不能維持企業的正常運轉；再則，為了促進企業的轉型，國家可給予貸款支持。如果我們趁國家“斷奶”之前，不迅速成長，自食其力，終有一天會淪為“叫花子”的。我認為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抱著“武官要死戰，文官要死諫”的信念，我在一定的場合多次提出過這個方案，在沒有前瞻性的領導麵前卻落得個“誇誇其談，好高騖遠”的名聲。
造成我長期當“代科長”的第三個原因是我這個人過分認真，生性耿直，胸無城府。對認準的理和事，堅持己見，並坦誠直言。一九七八年廠裏進行工資調整。作為技術科的頭兒，我自然而然是機關黨支部工資調整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這次工資調整不是普遍加薪，是有一定的比例和名額的，按照正常做法是各科室按照名額，依照晉級條件提出人選，再交機關黨支部綜合平衡。但機關黨支部沒有這樣做，而是 由黨支部直接提了名，就在機關全體職工大會上宣布。這引起大家的氣憤和反對，很多人起來發言批評這種反常的做法，我也提出了意見：“機關黨支部的做法有三點不對。第一是程序不對，違反了廠裏規定的程序，晉級的條件是勞動態度，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這些情況隻有本科室人員最清楚，應 由各科室提名，你們沒有按照自下而上的組織程序辦事，而是由幾個支部委員說了算，肯定會產生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第二是氣氛不對，你們明明知道這樣做會引起大家的反對，卻硬要采取既成事實、以勢壓人的做法，製造了對立的氣氛。
第三是動機不對，這次部分職工晉級本來是獎勵好的，促進差的，調動廣大職工的工作積極性，而機關黨支部卻帶著個人感情來辦事，這會對將來的工作帶來消極的影響。”我的發言很尖銳，很切中要害，贏得了大家熱烈的掌聲，顯然是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給大家出了口氣。我自己也以為做了件好事，可以打擊和遏製不正之風，然而我太天真了，後來他們還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機關黨支部書記由廠裏的二把手兼任，他主管全廠的政工、組織和黨務，又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我的發言顯然得罪了他，我沒有緊跟他，顯然不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後麵的事是完全可以想像和預測的了。一九七八年李科長調回湖南後，廠裏也未任命我的職務，這種反常的做法，引起了群眾的議論，也令我反思。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走”的念頭開始萌生了。想來想去有三種“走”法：第一是找在內地工作的海南人對調。第二是軍工係統內部的工作調動；第三是要求廠裏放行，我自找接收單位。第三個方案是最好的方案，但也是最不容易達到的方案。一九七九年初，我向廠裏遞交了要求調動的報告。同時‘第一、二個方案也同時進行。
經過打聽，湖南安化有個兄弟廠的支部書記是從海南複員的。其妻子是海南文昌人，不習慣湖南的氣候和生活，要求調回海南。一九七九年底我到對方廠‘了解了情況，並與對調人見麵，商談了具體事宜。該廠幹部科倒是很樂意，但我廠卻以對方不是技術幹部而拒絕對調。與此同時，據朋友介紹：北方公司中南物管處正在籌建，一把手是我的老上級，他的妻子也是我的老同事。於是我寫信去聯係，並親自到長沙去找這位老上級，他當麵滿口答應，但時間一天天過去了，仍沒有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