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一個月，再去找她，她不耐煩了。
“唉喲，你幹嗎那麼急呀，哪有那麼快呀？”
我說：“你說吧，要多久？”
她跟我轉圈子：“我也說不準，有消息我會通知你。”她的意思是我不要再找她了。
又過了一個月，還沒消息，我第四次去找她，我在那裏坐了一會兒，她向我望了一眼，她明明知道我去幹什麼就是不理我，仍然旁若無人地做自己的事。我鼓起勇氣問她：
“李幹事，我那調動的事情怎樣了？”
“你那事不好辦哪！你今年四十五歲了吧？已到進戶口的極限年齡了，很可能有難度。”
我一聽就火了，但我深知這幫老爺、小姐是得罪不得的，我盡量控製住自己：“我是‘文革’後第一批工程師，這幫人都是‘文革’前畢業的大、中專畢業生，年齡都是四十多了，請你去打聽一下，哪裏有三十多歲的工程師？不隻深圳，全國所有大中城市對工程師的準入年齡都是四十五歲，去年九月我來辦借調時已是四十四歲，如果當時你認為極限年齡不行，我還可以到其他地方去，現在才說這個理由，這不是把我給誤了嗎？”她看我說話很激動，也很在理，不敢正麵與我爭論，又采取了拖拉戰術。答複我：“好吧，我們再研究一下吧。”
外資廠的勞動紀律很嚴，每個月請事假不能超過四小時，超過四小時，當月全勤獎五十元港幣就沒有了。更重要的是請假多了，上司不高興。當時，我們是下午五點下班吃飯，六點鍾接著加班，我充分利用這個時間差，安排同事在下班‘之後在食堂給我打飯。一下班就騎上自行車直奔工業區辦公室，匆匆忙忙辦完事，回到公司吃完飯正好是六點鍾。每個星期都這麼跑二三次，總共跑了多少次，我已記不清了。她總是推三阻四，不是“還沒研究”，就是“處長出差了”。她肯定很討厭我，但又不敢發脾氣，她知道我是不容易對付的。她看我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有一天終於有了點實質性的進展。她問我：
“你妻子多大年紀了？”
“比我小三歲，四十二歲了。”
“唉呀，不好辦啦！你妻子年齡太大了。”
我一聽，又是節外生枝，但還是盡量心平氣和。
“你允許四十五歲的工程師調進來，就會有四十多歲的老婆，我哪有那麼好的福氣，老婆才二三十歲。”
這句話，把辦公室的人都逗笑了，連李幹事自己也笑了，但她隨即收住笑容，嚴肅地說：
“這不是開玩笑，我這裏還有許多四十歲左右的家屬無法安排工作，沒有單位願接收中年婦女，把你調進來，你老婆怎麼安排？”
我說：“先把我調進來，老婆的調動今後再說。”
她立即否定：“那怎麼行！現在黨的政策正在解決夫妻分居的事，如果這樣做，不是製造新的牛郎織女嗎？”
我反問她：“照你這麼說，我的調動算沒希望了？”
“所以，必須先落實你妻子的工作，然後才會考慮你的調動。”
這娘們還真厲害，把“球”踢給我自己了。她狡黯地看著我，以為我無話可說了。
“李幹事，我們一言為定，如果我妻子的工作找好了，你不要再卡我。”
她平和地對我說：“王工，你把話說到哪兒去了，我怎麼會卡你呢，我也是沒辦法。”
在到蛇口工業區前，聽說這裏廣納人才，突破很多條條框框，辦事效率高。為什麼輪到自己就這麼困難？是我的命運多外，還是別的因素？通過長時間的奔波打聽，才知道這裏有些複雜的曆史根源和現實因素。一九八一年凱達來蛇口投資設廠初期，香港開達公司老板和上層員工在內地的親戚、朋友從上海、無錫和廣東其他地方蜂擁而至，他們的工作調動和戶口隨到隨辦。後來，由於凱達公司員工的工資待遇與工業區直屬單位相差較大，這些人很多從凱達跳槽了，給蛇口工業區的勞動就業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工業區感到吃虧上當了。同時由於凱達公司工資低，加班加點多引起了員工的不滿，蛇口工業區進行了適度的幹預。凱達公司又拒絕給員工繳納管理費（即後來的社會保險費），所以雙方的關係弄得很僵。這樣一來，工業區對凱達員工的調人和落戶采取了非常審慎的態度和近乎凍結的政策。在了解了這些情況後，我才知道自己是進對了店，人錯了門。心裏涼了半截，但是現在已經無回頭路可走了。對於自己的調動必須采取持久戰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