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紀之交（確切說是1884年），強大的政治力量推動著世界計時係統進行彼此協調。全球被看不見的線平均分割成24個時區，每個人對“現在”都有了特定的認知。法國數學家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é）作為協調運動的主導人之一，曾指出時間就是“一個公約”（a vention）。蓋裏森用法語寫道，“公約”有兩層含義：一是共識或意見大會；二是便利。“現在”是約定俗成的，旨在方便我們的公共生活。
這在當時可謂新穎的觀點。自17世紀以來，物理學家幾乎一直秉承牛頓的觀點，認為時間和空間是“無限的、均勻的、連續的實體，完全獨立於作為我們測量依據的任何感覺對象或動作”。牛頓補充道：“絕對的、真實的、數學時間，其本身和自身屬性是統一流動的，不受任何外部因素影響。”時間是宇宙固有的構造，是麵向自己的舞台。進入20世紀後，時間變得越發日常化，隻存在於測量之中。愛因斯坦更是直接說道，時間是“我們用時鍾測量的結果”。
所以，當我在夜裏醒來，拒絕看床頭的鬧鍾，實際上是一種抗議。時間的世界顯然是社會性的，是大家共同的協議，以方便人們和國家處理各自的難題和緊急情況。我的時鍾以特定的數字告訴我“現在”，但這僅限於我同意接受“國際公約”。無論在夜裏還是其他時候，我隻想要屬於自己的時間。
我發現這是妄想。因為每一個生命體——我自己、深海水母或趁我入睡時滋生在我牙齒上的微生物噬菌斑——都是蘊含著多個部分的組織，其中包括細胞、纖毛、細胞骨架、器官和細胞器，乃至讓個體的某些方麵世代傳承的遺傳基因數據片段。有組織就要有溝通，好讓每個部分按一定的順序和時間各司其職。時間就是溝通，讓我們分散的各部分組成更加強大的整體。我可以在深夜躲開“喋喋不休”的對話，神遊一小會兒，但最好是在我未深入探究“我”的定義之前停止。
19世紀末的工業化常被視為“非人化”（dehumanization）：體力勞動變得越發刻板和機械，工人儼然成為運轉在機器中的齒輪。但隨著20世紀的臨近，城市作為一個整體，卻經曆著相反的變革，如生命體般發展著。其範圍擴大、居民暴增，水電網絡迅速發展以應對日益增長的需求。“大城市越來越像完美的生命體，擁有自己的神經係統——血管、動脈和靜脈，在內部端對端地運輸著燃氣和飲用水。”1873年的柏林教科書中這樣寫道，“隻有在道路維修時，人們才能真正感知這些隱藏的精靈和它們從地下深處所釋放出的神秘法力。”
同時，對生命體的研究也趨於科技化。比如，為了理解德國生理學家埃米爾·杜布瓦·雷蒙德（Emil du Bois-Reymond）所說的“動物機器”（animal mae）的運轉方式，即呼吸、肌肉運動、神經信號、血液流動和淋巴液流動以及心跳，就需要配備多種機械裝置：皮帶輪、旋轉式引擎和天然氣發電機。有實驗室研究員曾借助地下室裏兩台運轉中的發動機，來研究“動物（主要是青蛙和狗）因旋轉而出現的生理失調現象”。還有的為了探索器官功能，需要活剝貓和兔子，然後通過風箱維係動物的生命。但是，操作風箱對於人類助手來說是個苦差事，所以到18世紀時開始采用機械泵，這樣動物就能以鍾表般的速率進行平穩的呼吸。曆史學家斯溫·戴裏格（Sven Dierig）曾這樣記載：在生理學工廠中出現了“首個半機器半動物的活生命體，並用於實現特定的科學目的”，可謂占據天時地利。
在世紀之交（確切說是1884年），強大的政治力量推動著世界計時係統進行彼此協調。全球被看不見的線平均分割成24個時區，每個人對“現在”都有了特定的認知。法國數學家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é）作為協調運動的主導人之一，曾指出時間就是“一個公約”（a vention）。蓋裏森用法語寫道，“公約”有兩層含義：一是共識或意見大會；二是便利。“現在”是約定俗成的，旨在方便我們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