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造成這種截然相反的差異的根源，恐怕正是兩種文明迥然相異的哲學觀。西方哲學的研究對象是“事物之理”。且這種“事物之理”常為形上學理。它們互相連貫，便結成形上哲學。這一哲學給西方文化帶來生機，使之在自然科學、心理學、方法論上都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在另一些方麵，這種哲學主張大大地起到了阻礙的作用，諸如飲食文化的發展。中國的飲食文化所透露出來的是儒家的“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我們吃飯用圓桌，共食同皿之菜，無處不表現出我們對大團圓的喜好，是“和”的表象。另外，我們將各種蔬菜肉食混烹到一起，使之味溶合，氣溶合，達到“合一”的效果，這正是道家學說的體現。
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從吃到喝，再到行，在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裏都有體現。用現在的觀念來說，東西方文化環肥燕瘦、各有千秋。中國人又喜好比較，總想讓二者比試一番，這其實是一種很無聊的行為。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同的審美文化下，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是必然的，他們在各自的空間裏發揮作用、經受試煉，其存活就已經證明了它的優越性，何苦比來比去，自尋煩惱呢。
◎崇洋不媚外！
嗚呼，你就是掐著我的脖子，我還是要嚷：“絕對崇洋，但不媚外！”
——《醜陋的中國人》
中國人最厭惡被加在自己身上的詞彙之一，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崇洋媚外。話說這個詞也是柏老先生最怕的詞彙。他曾經用《封神演義》中殷郊的法寶翻天印來比喻它，說隻要現代殷郊先生祭出“崇洋媚外”這個翻天印，那效果定要比三千年前來得雷霆萬鈞，所到之處，眾人無不落荒而逃。而“崇洋媚外”為何物，則又是隻可意會，不可言傳了。
絕大多數的人隻知道“崇洋媚外”這個詞語是貶義詞，是罵人的話，卻不知道它究竟從何而來。我們在現代成語詞典中能找到它的解釋，但翻遍較早版本的《成語辭源》卻不見它的蹤影。故而可以推測，這個成語出現得不是很早；另一方麵，這個詞語可能隻有中國人在使用。你說與外國人，縱是日本、韓國人，他們也隻會疑惑地看著你，並不知道它的意思。事實上，根據這個詞的感情色彩和內涵，我們可以推測出，這個詞大概出現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鴉片戰爭之後。
那時國家剛剛被外國人的洋槍大炮轟開國門，國人們看著從沒見過的各種現代化武器，除了震驚和恐懼，已經找不到其他詞彙來形容他們的心情。也在這時我們中的一些人才從“天朝上國”的睡夢中清醒了過來。然而列強卻沒有給他們多少時間去思考、去發揮，一次密集過一次的戰爭頻率，最終將我們推向了敗亡的深淵。麵對國之將亡的局麵，晚清政府內部開始出現了幾種聲音。一種，完全的保守派，仍然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雖沒膽子站出來與洋人一較高下，卻從心裏厭惡他們。另一種是完全的媚外派，他們多與洋人、走私販勾結，通過出賣國家主權達到諂媚外國人的效果。最後一種是維新派，他們多是一些舉人出身，能夠看清國內外的形勢，知自身不足之處，有心通過變革來改變我們積貧積弱的的現狀。
保守派通常把後兩者稱為崇洋媚外的人。但是當時的書籍中並沒有記載這個詞彙，也就是說，崇洋媚外在這時還隻是個概念，一個很少有人知道的概念。據筆者所能查到最早出現這個詞語的文章是茅盾的《向魯迅學習》。原文是：“那時清王朝以及當權的洋務派崇洋媚外，出賣國家主權。”如果這確實是這個詞語的出處的話，那這個詞的合理性就的確有待商榷了。眾所周知，晚清洋務派的“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起著積極的作用，是被曆史肯定的。它從客觀上對中國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起到一定推動作用。雖然，晚清政府在外國人麵前著實是提不起氣，抬不起頭，但這跟洋務派的“洋務運動”並沒有多大關係，甚至可以說，“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正是為了改變晚清政府衰弱無能的現狀。說它“崇洋”尚可，說它“媚外”就有些讓人摸不著頭腦了。“洋務運動”跟出賣國家主權分明是兩回事，茅盾先生顯然是混淆了這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