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玩政治，跟流氓(行動者)合作打天下，是一個古老的公式，也是一個腐敗的公式，它的結局往往是‘生靈塗炭，奸雄竊喜’，往往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最受害的，往往是他們用來做‘吊民伐罪’口實的小民，用來做拯救對象的小民。結果呢，小民沒被他們所‘吊’，卻被他們所‘吊’，人間的奇劇與謔畫，沒有比這個公式下的產品更逼真的了！”
——李敖
這段話裏李敖想表達的意思就是知識分子不適合搞政治，當然，不是說知識分子都沒有政治細胞，李敖隻是不鼓勵知識分子從政，他認為如果沒有必要，知識分子隻需要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就行：“我承認知識分子談政治，甚至涉身政治，隻要配合得好，不做無聊的合作，也不做無謂的犧牲，也自有他們的道理。不過我李敖不走這條路，也不鼓勵這些，我要鼓吹‘思想之變化’，並且深信隻要思想能變化，一切問題也就慢慢迎刃而解，到那時候，可以使小百姓少吃些苦，可以少毀掉一些人才，少流點血。流血總是不好的，流血跟管訓、監獄、看守所等等是兄弟，它告訴我們：你使你的同胞流出血液，並非就不是你自己的血液。他的流血、失掉自由或死亡，並不一定就是你的勝利。即使你勝利了，你會突然感到你是短暫的、孤寂的，像一個孤寂的槍手兼辦喪事的人，要為你的謀殺而掘開塵土。”
那麼，如果知識分子真的上了“政治”這艘船，他會在當中扮演一些什麼樣的角色呢？第一種知識分子他們在政治中遊刃有餘，經常處於掌權的地位。這種人崇尚柏拉圖的哲學思想，相信哲學家能夠管理好國家。但是這種情況非常少，美國社會學家科塞說過：“重溫著柏拉圖的夢想——盡管他們誰也沒有機會把它變為現實……在社會結構相對穩定和政治常規化的時期，國家事務顯示出對知識分子爭取政治優勢的努力抵製……革命時期卻可能為他們提供獲取國家權力的機會。”所以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從革命中脫穎而出的，但是對於知識分子進入政治領域，科塞並不報任何希望：“除了最後一種情形外（處於大革命的背景下），知識分子涉入政治領域，通常都是以災難告終。”比如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知識分子在當中就擔任了領導的角色，在他們的帶領下，原本高尚的奮鬥目標變成了獨裁與恐怖的合法借口。像這種處於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通常都自高自大，當他們獲得巨大的權力時他們就會將自己從批評者的角色轉換為獨裁者的角色，也就是說，大部分知識分子並不適合做領導者。
第二種知識分子在政治當中擔任出謀劃策的角色。他們通過變成權力者身邊的“心腹人物”來慢慢達成自己的改造願望。例如英國的費邊主義者，雖然反對目前的社會秩序或政治製度，但是他們又麻痹權力者，說自己與他們的分歧並不大，也不會持續太長時間，因為大家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以此來消除權力者的戒心。社會學家科塞又說了：“費邊主義者從權力大廈的內部穿孔過去，努力利用裏麵的居民曲折地達到了他們的很多目的。他們沒有在英國創立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但為後來福利國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所以費邊主義者又被馬克思稱為機會主義分子。第三種知識分子則站在權力那邊，幫助權力合法化，但通常這樣的知識分子最終隻有被拋棄的下場，他們所幫助過的權力者們都以利用他們為目的。拿破侖初涉政壇時就向法國當時的知識分子求助，他對他們大獻殷勤。
於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幫助拿破侖獲得軍隊指揮權，而拿破侖也進入了當時的法國國家科學院，簽署文件時的署名也是“科學院院士波拿巴”，這使得當時的法國知識分子相信拿破侖將是未來的哲學家型的統治者，拿破侖發動政變後，這些知識分子甚至還幫他起草了完全不民主的“共和八年憲法”，隻可惜拿破侖最終拋棄了他們，直接搭上了羅馬教皇。第四種知識分子對於權力則持有堅定的批判思想，在政治中以批判者的身份存在。科塞就定義到：“不需要經曆幻滅後才相信權力以及知識間有著長期不和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