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沒有人願意洗耳恭聽作家的話,作家也隨即失去了輿論喉舌的地位。時至今日,沒有一本紙質材料能直接打動群眾的心靈或思想,但在1914年,利騷的十四行詩《憎恨英國》,羅曼·羅蘭的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長篇小說《火線》都是當時炙手可熱的宣傳工具。以前道德良知會以幾百年來積蓄的傳統力量對抗一切謊言、譴責一切踐踏國際法的行為及破壞人道主義的行為,自從惡魔希特勒把謊言變成真理、把非人道變為法律以來,道德良知就退化到空前的境地。人們不再譴責什麼、反對什麼。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例如,槍殺卡維爾護士,用魚雷炸沉“盧西塔尼亞號”等慘絕人寰的行為都引起了人們道義上的義憤填膺。那個時候,人們的聽覺和心靈並沒有沉浸在收音機的播報中,文人墨客的話絕不是浮雲流水。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截然不同的是一個作家的評論所起的作用要遠遠勝過政治家們的虛假演講。政治家的演講服務於時局和切身利益,很少有什麼真實性可言。

因此,那一代人堅信文人墨客是純粹思想的傑出代表,對他們寄予厚望和信任。為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私人利益,軍政機關也竭力引誘有威望、有道德的文人墨客做他們的宣傳工具。軍政機關也要求文人墨客發表聲明一切壞事均為敵方所為,一切正義、真理和勝利都屬於自己的祖國。對戰爭的態度成了每個知識分子不可回避的政治問題。羅曼·羅蘭不讓他們的詭計得逞。在他看來,他的任務不是進一步毒化煽動仇恨氣氛,而是針砭時弊、淨化社會風氣。如果我們今天再去讀那篇長達八頁的著名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我們很難理解它當時在法國社會引起的轟動效應。但是如果你換一種思路,想象一下當時瘋狂的時代背景,你會理解其中的緣由。文章剛發表時,法國的愛國者們立即叫囂起來,他們批評、侮辱羅曼·羅蘭為人處事的態度。一夜之間,羅曼·羅蘭的好朋友們背離他;書商們把《約翰·克利斯朵夫》列為禁書;軍事當局苦思冥想如何對付羅曼·羅蘭。這一切足以證明那本書不同凡響的社會影響。

很遺憾後來我遺失了我和羅曼·羅蘭之間所有的通信,這些信件很可能在戰爭中已被焚毀。如果這些書信還保留著,它們可以被列為最美、最富人性的作品之一。在我看來,那些信件是羅曼·羅蘭當時敏銳洞察力和智慧的結晶。他需要經過深思熟慮,鼓足勇氣才能一直跟我保持通信,因為奧地利的我在法國官方看來是一個純粹的敵人,但是他一直跟我保持通信並堅持了下來。經過磋商,我和羅蘭決定將各國的文化名人集聚於瑞士共同商議文人墨客應樹立的立場,呼籲他們本著互諒互讓的原則發表和平倡議。羅蘭邀請法國和其他國家名人的同時,我趁著仇恨沒有深化準備在德國進行嚐試性探索。當時德國最著名、最有威信的作家是蓋爾哈特·霍普特曼。為了不讓他糾結,我沒有直接聯係他,而是聯係了我們都認識的朋友瓦爾特·拉特瑙。我請他私下探聽一下霍普特曼的意見,可是拉特瑙一口拒絕了。有人私下裏告訴我,霍夫曼斯塔爾與雅各布·瓦塞爾曼並不屬於我們的陣營。德國的嚐試性探索失敗了,羅曼·羅蘭在法國遇到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對處於戰爭後方的人來說,1914年、1915年還為時尚早,戰爭離他們甚遠。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沒有人願意洗耳恭聽作家的話,作家也隨即失去了輿論喉舌的地位。時至今日,沒有一本紙質材料能直接打動群眾的心靈或思想,但在1914年,利騷的十四行詩《憎恨英國》,羅曼·羅蘭的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長篇小說《火線》都是當時炙手可熱的宣傳工具。以前道德良知會以幾百年來積蓄的傳統力量對抗一切謊言、譴責一切踐踏國際法的行為及破壞人道主義的行為,自從惡魔希特勒把謊言變成真理、把非人道變為法律以來,道德良知就退化到空前的境地。人們不再譴責什麼、反對什麼。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例如,槍殺卡維爾護士,用魚雷炸沉“盧西塔尼亞號”等慘絕人寰的行為都引起了人們道義上的義憤填膺。那個時候,人們的聽覺和心靈並沒有沉浸在收音機的播報中,文人墨客的話絕不是浮雲流水。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截然不同的是一個作家的評論所起的作用要遠遠勝過政治家們的虛假演講。政治家的演講服務於時局和切身利益,很少有什麼真實性可言。

因此,那一代人堅信文人墨客是純粹思想的傑出代表,對他們寄予厚望和信任。為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私人利益,軍政機關也竭力引誘有威望、有道德的文人墨客做他們的宣傳工具。軍政機關也要求文人墨客發表聲明一切壞事均為敵方所為,一切正義、真理和勝利都屬於自己的祖國。對戰爭的態度成了每個知識分子不可回避的政治問題。羅曼·羅蘭不讓他們的詭計得逞。在他看來,他的任務不是進一步毒化煽動仇恨氣氛,而是針砭時弊、淨化社會風氣。如果我們今天再去讀那篇長達八頁的著名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我們很難理解它當時在法國社會引起的轟動效應。但是如果你換一種思路,想象一下當時瘋狂的時代背景,你會理解其中的緣由。文章剛發表時,法國的愛國者們立即叫囂起來,他們批評、侮辱羅曼·羅蘭為人處事的態度。一夜之間,羅曼·羅蘭的好朋友們背離他;書商們把《約翰·克利斯朵夫》列為禁書;軍事當局苦思冥想如何對付羅曼·羅蘭。這一切足以證明那本書不同凡響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