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國的我在英國
奧地利的局勢也影響到了我的個人生活。我失去了奧地利的護照，不得不向英國當局申請一張無國籍者的身份證。起初，我並沒將它當回事，認為那隻是形式上的變化而已。我曾暗自認為，沒有國家，無須為某個國家承擔義務，讓所有的人沒有區別地生活在一起，該有多好。可是，我不得不承認，有些事情隻有自己親身經曆過，才會明白。當我坐在前廳申請人的長凳上等著辦理身份證時才懂得，把自己的護照換成一張外國人身份證意味著什麼。以前，在我要求得到奧地利護照時，每一個奧地利領事館官員或者警察局官員都有義務立即給我這個享有一切公民權的人填發護照。而我想得到外國人身份證時，就必須得去申請。昨天我還是一位外國客人，現在卻成了流亡者。從此，每到一個國家，那張白色身份證上的簽證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別申請。因為所有國家都會對“那類”沒有法律保護、沒有國籍的人表示不信任。如果我們那類人在某個國家變得令人討厭或留住時間太長，必要時，就會被驅逐或遣返自己的國家。我不僅想起了一個流亡的俄國人幾年前跟我說的話：“最初，人隻有一個軀體和一個靈魂，如今還得加一個護照，不然，他就得不到像人一樣的對待。”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人的自由受到諸多限製。而1914年以前，世界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人們不用經過誰的同意便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那時出國根本不用護照，當然也不用填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張表格，更沒有許可證、簽證或刁難。國境線隻是象征性的邊界而已，人們可以自由穿越那些邊界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民族主義作祟，世界才開始變得失常。我們能看得見的現象便是對外國人的仇視、抵製與驅逐。旅客就像罪犯一樣一定得交出左麵、右麵、側麵、正麵的照片，頭發不能蓋住耳朵，還必須得留下所有十個指頭的指紋。此外，還要出示各種證明，推薦信、邀請信、親戚的地址、品行鑒定和經濟擔保書等，並要填寫一大堆表格。這些事看來似乎不值一提，但是我們那一代人卻在它上麵毫無意義地浪費了無數寶貴時間。我們曾夢想我們這個世紀會成為自由的世紀，成為世界主義即將到來的時代，可是那些侮辱人格的繁文縟節浪費了我們多少創造與思想嗬！我們在那幾年裏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官方的規定，每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先得去領事館、警察局領取“居住許可證”，而不像以往那樣去博物館或風景區。
過去，我們這些人常常在一起投入地談論波德萊爾的詩或討論一些問題，而現在談論的卻是被盤問的情況、許可證的情況，或打聽是否要申請長期簽證或旅遊簽證。現實告訴人們，人是沒有權利的，一切都得拜官方的恩賜。因而人們寧願去結識一個可以使自己縮短等候時間的領事館的小小女官員而不稀罕什麼托斯卡尼尼或者羅曼·羅蘭。我出生於比較自由的時代，每次的盤問與檢查對我而言猶如一種侮辱。雖然在一個人的生命價值比貨幣的價值跌落得更快的時代裏，那些隻是一些小事情，但是，隻有當人們抓緊那些小小的症狀，往後的時代才能將正常的精神狀態和精神失常的臨床表現記錄下來，而籠罩著兩次世界大戰間我們這個世界的便是那種精神失常。
任何一種流亡形式本身都不可避免地會使一種平衡遭到破壞。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就挺不起腰板，沒有安全感，並會變得越來越不自信。我承認，從我不得不靠外國人身份證或者護照生活的那天起，我變得更加小心謹慎。我這個曾經的世界主義者總感覺現在一定要對我這個外國人吸走的每一口空氣特別感恩戴德似的。我當然明白這種奇怪的想法是荒謬的，可是理智何時才能戰勝自己的感情啊。我58歲時失去了護照，那時我發現，隨著祖國的滅亡。一個人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國土多。漸漸地，動亂不安開始在整個歐洲蔓延，從希特勒入侵奧地利那一天起，政治局勢始終不明朗。在英國，那些曾經悄悄給希特勒以支持來換取自己國家和平的人，現在變得慎重了。從1938年起，無論人們議論什麼，但最終都會回到那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即是否可以以及怎樣才能避免或至少推遲戰爭。我記得當戰爭的恐懼在歐洲不斷上升的那幾個月，有兩三天，人們似乎又恢複了信心，他們覺得陰雲總會消散，人們又會像往常一樣和平、自由地呼吸。那兩三天正是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談的日子，但今天卻被認為是近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