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陳明遠，人文學者）您是1906年出生的世紀老人，見證了晚清以來整個中國的近現代史。這個走向現代化的國家曆經磨難，您自己的命運也隨著時代潮流起伏跌蕩。但是回顧一生的苦難，您沒有絲毫怨尤，而是如此從容淡定。
主：（周有光，1906年生人。我國傑出的經濟學家、語言文字學家和文化研究學者）我一生逃過很多劫難，人家說我的命大。我說不是命大，是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我所處的時代是動亂時代。曾經三次被“掃地出門”。我們家是一個大家庭，太平天國的軍隊攻破了常州城，曾祖父投河而死，我們家第一次被掃地出門。抗戰時我們家居蘇州，日本人來了，我們第二次被掃地出門。“文革”中，我下放寧夏兩年四個月，回來後發現造反派住在我家，家裏連一個紙片都沒有了，這是第三次掃地出門。這也很好，沒有財產，就沒有包袱，很輕鬆。
客：在這個浮華的時代，您就像顏回一樣不改其樂，心無掛礙。
主：不過我要提醒一下：我的話是不一定靠得住的，你要批判引用。我講話可能太直率，隻不過是隨意討論，供大家思考。
要改的是國情，不是民主
客：近年來，您提出社會發展的三大規律：經濟，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再到信息化；政治，從神權到君權再到民權；文化，從神學到玄學再到科學。在您看來，現階段的中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分別處於什麼階段呢？
主：在經濟方麵，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同時進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國的工業化是廉價勞動和外包經濟，這是低水平的工業化。至於信息化，我們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羅斯福講四大自由，現在我們要提第五大自由，就是網絡自由。全球化時代是透明化的，前蘇聯經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們難道害怕透明嗎？
政治上，民主是必由之路，但是中國傳統裏沒有民主思想，曆史又長，包袱越大，改革越難，所以要有耐性。國際上估計，中國民主改革快的話需要三十年，慢的話需要一百年。慢一點進步也是進步。總之，中國不可能不走上民主道路，問題是快慢遲早而已。
中國思想界如今的狀況很糟糕，仍然是神學思維、玄學思維，不是科學思維。近來發生的“張悟本事件”“李一事件”等等實例就說明，很多人還在神學思維階段，不會思考。拿醫學來說，什麼西醫、中醫？科學沒有中西之分，科學有一元性。如果承認社會科學是科學，就不能分什麼階級性，也不能分中、外、東、西。如果走不出神學玄學，實現現代化就是一句空話。
客：有些人認為中國人不適合搞民主，另外一些人則公開對民主的價值提出了質疑，認為“要適合中國的國情”。您怎麼評價這些觀點？
主：共產黨內許多重要的知識分子我都認識，他們都是有民主思想的。從專製到民主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不是某個國家要不要的問題。有一位清華大學的教授講，民主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其實，要改的是國情，不是民主。民主是自然趨勢，或快或慢總會走這條唯一的正路。我有一次到美國演講，有美國人對我說，你們中國走得太慢了，很著急。我說，曆史進化的尺度不一樣，你們美國隻有兩百多歲曆史，所以著急，老大中國已經四千歲壽命了，所以不著急。
中國有了新興中產階級嗎？
客：《鳳凰周刊》2010年第33期（總382期）發表了一篇值得一讀的文章：《中國為何沒有新的中產階級》。周刊記者訪問了在複旦大學做客的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戴維·古德曼教授，探討中產階級在中國的崛起問題。古德曼認為：“中國社會出現了許多富裕消費者，但是，他們與其說是中產階級，不如說是財富新貴。他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國外稱中間階級）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很多中國企業家現在主管的企業都是從黨政工作中發展出來的。幹部退休時，他們的子女變成商人，繼承父輩的地方關係和勢力。權錢交易常常坦率到了讓我瞠目結舌。中國所謂的新型中產階級，很大程度隻是執政黨的造物，而不是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成果。中國的財富新貴不是新的中產階級，而是未來的統治階級。”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主：市場競爭的國家，在工業化達到一定高度之後，全國財富的分配自然地形成上、中、下三個層次。上層是大資本家，人數很少，他們所得是利潤，生活富裕。中層是各種知識勞動者（專業管理人員、科技工程師、自由職業者），人數不斷增長，構成全國人口的大多數，他們所得是薪金，生活安適。這一階層被稱為中間階級，不稱中產階級。下層是工農體力勞動者，他們所得是工資，生活緊湊；技術自動化，工農人數從全國大多數減少成為全國極少數，“藍領”變為“白領”。中間階級是現代社會的創新動力。知識分子是中間階級的主體。他們各有專業，自食其力，貢獻一技之長，換取安適的生活。食衣住行、棄舊換新，仰事俛畜、不虞匱乏。但是，他們積蓄不多，是安適階級，不是富裕階級。中間階級的力量不是財富，而是知識。他們運用知識創造財富，不是利用權力巧取財富。
客：有人指出：中華民國時期，中國已經存在中產階級，不過處於幼稚狀態。您認為這種說法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