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賓孫漂流記》的作者丹尼爾·笛福(DanielDefoe)寫下了他單人駕船經過中國廣州時對這個國家的印象，這是任何一個步安森後塵的精明觀察者都會獲得的感受:
他們的港口隻有一些舢板和樹皮，和我們的航行，商船隊和強大的海軍相比，算得了什麼。……隻要一艘裝備著八十支槍的英國、荷蘭或法國軍艦，就可以打敗和摧毀中國所有的艦船。
有人認為，在著名的馬嘎爾尼使團之前，歐洲人一直對中國充滿好感，是馬嘎爾尼(GeorgeMacartney)在中國的所見所聞無情地打破了歐洲人的幻想。實際上，在此之前，這些人早就理解了中國。和清政府要求他們下跪相比，這些英國人想起了故去的伊麗莎白一世。對出入伊麗莎白一世宮廷的外國使節來說，女王的一項特別愛好太可怕了:站著講話。伊麗莎白一世雖然長期患病，但特別喜歡站立著參加國事。不止一個倒黴的外國使節在她麵前站了幾個小時後踉蹌離去，而女王依然從容地站立著，司儀官員則繼續傳詔:“下一位!”
作為使團成員的約翰·巴羅在多次目睹中國官員隨意鞭打民眾和下級之後，在《我看乾隆盛世》中寫道:“中國人的天性在法律和規矩的影響下所受的扭曲幾乎是徹頭徹尾的……雖然他們生性和平、順從和膽小，但社會狀況以及法律的濫用讓他們變得冷漠、麻木甚至殘酷。”
五十年後的1793年，巴羅回憶當時打開送給乾隆皇帝禮物時的情景:“有件怪事，發生在打開一桶伯明翰製作的金屬物品時。當時，要把這些拋光良好的金屬物品完美保存，就應該放在桶中隔絕空氣。我們竭盡所能包裝得密不透氣，還要用粗帆布蓋好。但是，當我們揭開桶蓋拿出東西時，桶裏有一隻處於蟄伏狀態的大蠍子，一接觸到溫暖的空氣，這家夥立刻就醒了過來。”
這也成了一個出色的隱喻。馬嘎爾尼不但和巴羅一樣，對外部世界之於中國的優勢心知肚明，而且他還預計了清朝內部的憂患。目睹了緊張的民族關係和階級對立，英國使者們敏銳地察覺出中國正處於發生劇烈政治動亂的前夜。馬嘎爾尼預言:“這種叛亂或瓦解，即使於我死前出現，亦不足為奇。”但馬嘎爾尼憂慮發動暴亂的人們將遭到清朝統治者的殘酷鎮壓，從而使下層人民的處境更惡劣。這位英國勳爵斷言:“如不引導中國民眾以漸進方式，而是使之狂熱地追求解放，則是愚蠢的。這隻能使他們陷於周期性的發作，從而與法國人、黑人一樣都不能享有自由。”
奉旨海盜
海盜的名聲，因為《加勒比海盜》係列電影的上映，得到了最為有力的拯救。當索馬裏作為一個國家為海盜提供“大後方”的國際報道為世人所知後，整個世界的好奇心再度被激起。
甲午戰爭後，沈葆楨之孫沈翊清赴日閱兵，西鄉從道(注:日本明治時期的陸海軍大將、元帥)告訴沈翊清:“日本海軍能有今天，實在不敢忘記令祖的贈言，惜其人已不在。且貴國任事者不能竟其遺誌，實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