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經濟學家花費心思最多的一個難題。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界和政策研究者針對國有企業缺乏活力、不斷虧損的問題，提出的對策包括擴大企業自主權，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強調政企分開，按照現代企業製度建立董事會，等等，但效果一直不佳。
我在1986年就提出：計劃經濟的運行主體是政府官員，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的運行主體是企業家，中國經濟改革的任務是造就千千萬萬個企業家。我論證了“國家所有製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指出國家所有製隻能產生官僚經理，不能產生真正的企業家。
90年代從牛津大學深造畢業後，我更相信：國有企業的唯一出路，是把選擇經營者的權力從政府官員手中轉移到真正的資產所有者手中，即實施民營化改革。政府執政目標應該定位於最大化全民福利，而不是最大化財政收入或國有資產，否則就無法使中國的改革繼續推進。
一
訪談人：研究生畢業後，你就進入了體改所工作？
張維迎：我是1984年12月份畢業的，按規定應該1月份畢業，我是為了趕早到國家體改委工作，因為提前上班，雖然相差不幾天，但是工齡早算一年。我是1984年12月29日報到的。
訪談人：參加了莫幹山會議，畢業又進入國家機關工作，看來你在1984年的收獲很大呀。
張維迎：1984年對我的人生來說確實非常重要。因為1983年的政治氣候陰晴不定，“反精神汙染”搞得人心惶惶。1984年就好多了，我的碩士論文講的是價格改革，如果是在1983年的氣氛下，我是畢不了業的。因為我提的是市場價格由供求關係來定價格，這是犯忌諱的。雖然考慮到當時意識形態的約束，我將市場價格製度冠以“計劃市場價格製度”的名稱，解釋為“計劃指導下的市場價格製度”，但是仍然有很大風險。1984年我還參加了一個重要會議，就是莫幹山會議召開4個月前在安徽合肥召開的“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和中國改革研討會”，一般人都稱之為“全國改革者大會”。
訪談人：這個會議是當時著名的改革家溫元凱牽頭組織的，實際上是個民間會議。
張維迎：看到會議召開的消息後，我給溫元凱寫了一封信，並隨信寄去了我在1983年寫的有關企業家的一篇小文章，說想參加這個會議，他說歡迎你來。我當時因為發表《為錢正名》挨批小有名氣。我去了以後，跟我住一個房間的是《北京日報》理論部主任李誌堅（後來曾任北京市委副書記）。他看到我寫的文章《經濟改革與中國知識分子》，就鼓勵我把這篇文章修改成6000字在《北京日報》發表。但是因為我同時把稿子給了《經濟日報》，結果《經濟日報》搶先發表了。
訪談人：文章發表後被《新華文摘》等多家報刊轉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還廣播了，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張維迎：其實文章1983年就寫成了，是我與當時在西北大學經濟係當教師的侯耀軍合作的。當時，中央不斷呼籲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提高知識分子待遇，但是打擊迫害知識分子的事仍然時有發生。人們普遍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遇到的阻力歸結於思想認識問題、“四人幫”流毒、“左傾”思想殘餘以及傳統的思想偏見。但是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在中國之所以成為問題，關鍵不在於思想認識，而在於製度；知識分子問題症結在於社會對知識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於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因此，我的結論是：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體製改革。
訪談人：你在“全國改革者大會”上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嗎？
張維迎：不是。會議參加者中有很多企業界人士，輪不到我長篇大論。但在會議自由發言中，我就舉手發言，集中談了企業家的重要性。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學術界有關經濟改革的理論探討和政策建議大多集中在如何擴大企業自主權和收入分配上，而企業家這個市場運行的主體則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似乎隻要有了“自主權”，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而我從1983年底形成的對市場經濟的認識與此不同，在我腦子裏的市場經濟概念有兩個重要的東西：價格和企業家。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一個最大區別是，計劃經濟的運行主體是政府官員，而商品經濟的運行主體是企業家，改革的主題就是造就千千萬萬的企業家，改革的過程也就是經濟運行主體企業家化的過程。我還認為，造就企業家隊伍首先必須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念，變“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所以我在會議上的發言雖然隻有短短的五六分鍾，但是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當時厲以寧老師也在，在那次會議上我給他留下了初步印象。
訪談人：在當年，企業家可不是什麼好詞啊。
張維迎：經過多年的僵化教育，企業家確實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我這個人很倔，自從事經濟學研究以來，我一直在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不人雲亦雲，也從不重複別人的觀點。
訪談人：中國經濟學家最難做到的是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許多經濟學論文和文章都充滿了套話和假話，很少有人像童話裏的那個小男孩勇敢地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
張維迎：說老實話，我也沒有膽量說“皇帝沒有穿衣服”，隻敢說皇帝的衣服太透明了。在這次會議上發言後，《讀書》雜誌的編輯王焱馬上找到我，說我的發言很好，他們最近出了美國大企業家哈默的一本傳記《超越生命》，邀我給《讀書》寫一個書評。我不會寫書評，也沒有寫過書評。他告訴我，寫書評既可以就書論書，也可以借書說事。於是我就借書說事，寫了《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一文，就企業家的地位、職能和素質作了較全麵的論述。這篇文章發表在《讀書》雜誌1984年第9期上。
訪談人：那時《讀書》的作者都是些名家大家，在上麵發表文章是無數青年學子的夢想。
張維迎：我以哈默做引子，講了三個觀點：第一，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國王”；第二，創新是企業家的基本職能；第三，冒險精神是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這篇文章可能是國內發表的鼓吹企業家的第一篇文章，所以發表之後影響比較大。1984年下半年，我應邀在北京大學等多所大學就“企業家與觀念現代化”發表演講。我明確提出，企業家是企業的靈魂，是經濟增長的國王，是新時代的英雄！
訪談人：到處演講沒有遇到什麼阻力？
張維迎：好像沒有。80年代很奇怪，有時候政治空氣很緊張，有時候又非常寬鬆。後來《北京日報》摘發我的演講稿時，編輯讓我改，把企業家改成“實業家”，把冒險精神改成“探險精神”，因為那時中國人的觀念裏邊，“企業家”是個貶義詞，一講到企業家就想到上海灘、冒險家什麼的。
訪談人：不知道企業家的重要性。
張維迎：也不知道市場體製下作決策的是企業家，不知道企業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我談企業家，一個背景就是針對官僚經理的。企業不是有官僚經理就行了，而是需要真正的企業家，企業家要有創新精神、有冒險精神。搞改革了，政府給予企業自主權，當時有些企業很混亂，不知所措。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的官僚經理不是企業家。計劃經濟體製下經理是被授予的一種官銜，企業家卻是職能的人格化。如果一個企業領導人長期占據經理的位置，安於守成、循規蹈矩、沒有創新，他的勞動就是服務型的勞動而非創造性勞動，他就算不上一個企業家，或者隻是一個徒有虛名的“企業家”，因為他沒有完成企業家的特殊職能—創新。
訪談人：外國人說中國的企業是沒有企業家的企業。
張維迎：這句話是我編的。但一位日本經濟學家確實說過，中國沒有真正的企業。此話聽起來有些刻薄，其實說的是事實。計劃經濟下的官僚經理是沒有什麼冒險精神的。可是價格一旦放開，市場決定企業生死，作決策的人一定得有判斷力、有冒險精神、能夠作出一個正確的決策來，這才是真正的企業家。所以演講的時候我說造就企業家需要觀念現代化。沒有觀念的轉變就不可能有企業家，企業家是新時代的代表，表現在他所代表的觀念與其他人不一樣，他們代表著現代社會的新觀念。對國家所進行的改革，好些人不太適應，其中最不適應的是觀念的不適應，改革對大部分人是有好處的，但是為什麼改革阻力很大，顯然不能隻從既得利益理解，很多是觀念的問題。所以我就大談觀念，呼籲在經濟變革中人們要轉變十大觀念：財富觀、時間觀、平等觀、勞動觀、消費觀、金錢觀、英雄觀、經濟道德觀、鄉土觀、人才觀。
訪談人：到1985年，改革已經由農村擴展到城市、擴展到企業，官方開始提“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了。
張維迎：但是談論企業家的話題仍然不輕鬆，一些人談到“企業家”時充滿敵意。因為我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反響很大，王焱又建議我寫一本書，我說沒能力，那個時候覺得寫書多難啊。但是他說你可以，就在這個文章論點的基礎上擴充素材，完善觀點。我還是覺得一個人比較弱，就找到中央黨校的研究生盛斌，兩人合作。盛斌也是研究經濟學的，但重點是經濟史，他對清末的大商人盛宣懷等曆史人物都很熟悉。我們那時年輕，一腔熱血，匹夫之責，書稿到1985年底就基本完稿了，書名就叫《經濟增長的國王—論企業家》。但是出版過程一波三折，前後拖了3年，又被斧正了一些提法，也刪掉了一些在當時被認為不太合適的章節，主要是有關所有製方麵的東西，才最終在1989年初麵世。可是不久又趕上了一場社會動蕩，就沒有市場了，所以這個書沒怎麼賣，直到2004年才再版。
二
訪談人：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企業家成長是你研究的重點？
張維迎：當時體改所已經是推動中國改革的前沿陣地，作為初出道的年輕經濟學者，我有幸直接參與了當時有關改革政策的研究。當時大多數站在改革前線的經濟學者研究的領域都非常廣泛，我也一樣，研究領域涉及價格改革、宏觀調控、企業家成長、所有製改革、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勞動力市場與收入分配、外彙外貿體製改革等許多方麵。可以說，幾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問題我都去思考、去探討。當然，企業家成長是我的研究重點。
訪談人：那時候，中共中央已經明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製，企業家的重要性也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吧。
張維迎：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企業家這個市場運行的主體則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似乎隻要企業有了“自主權”，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企業家的重要性是伴隨著改革中企業行為短期化的出現而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的，尤其是到了1986年，改革中企業行為的短期化越來越嚴重，學者們都在研究和思考為什麼會這樣。此時就出現了一種新的主流觀點，認為企業家是重要的，但所有製不重要，中國需要企業家但是不需要資本家；造就企業家的關鍵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給予企業充分的經營自主權，而不是改革所有製。
訪談人：你不認同這種觀點？
張維迎：非常不認同。1986年9月我在《人民日報》發表《造就真正的企業家》一文，文章開門見山地說：“商品經濟=價格+企業家。如果說價格是商品經濟中資源配置的信號，企業家則是其運行的決策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