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北京那天，父親為我要了輛黃包車，堆上了我的行李，我們兩人跟在黃包車後麵走著，他囑咐我一人在外麵要處處小心謹慎，家裏開銷隻好暫由他頂著，常寫家信，報個平安。他一直送我進了車站，人很多，我還帶有幾件行李呢，上車十分困難。他在我背後頂著我，推我上了火車。車廂裏人和行李擠得滿滿的，座位早就沒有了，我隻好將行李摞在走廊裏，發現父親還在窗口看著我的窘態，在嘈雜聲中，用手揮著，叫我想想辦法，找個座位，直到列車開走，結果我在火車上站了兩天兩夜。
來到北京，我和一批各地來報到的同學先是住在鐵獅胡同3號，原來的“總理府”的辦公室裏，據聞孫中山先生曾在我們住的房子後麵的南房裏住過。幾天之後，幾輛卡車就把我們拉到西郊的中國人民大學的新校舍，新校舍有3座4層高的紅樓，一座4層高的灰色的教室大樓，兩大間可以容納幾百人的大教室，大教室後麵是大食堂，還有一座離宿舍較遠的圖書館，當時的人民大學就這麼一些設施。我們俄語係就住在麵對大操場的紅一樓。我進了俄語係，說實在的有幾層意思。一是我以後既然難以進行寫作，那學好外文，當個翻譯也好。據說未來幾年，我們要請來大量蘇聯專家，各個方麵需要翻譯人才。人大要我學習俄語，主要是培養口頭翻譯，以應付大批蘇聯專家來華幫助我們國家建設的緊急需要。對於我來說，我當然更傾向做筆頭翻譯，從口頭翻譯轉向筆頭翻譯，不是難事，將來翻譯俄國文學名著，符合我的心願，可以坐實我的青年夢。二是我毫不猶豫地答應無錫市中的領導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俄語，相當程度上是為了“贖罪”。1951年春，我被家裏攔了下來未能成功參加軍事幹校，始終耿耿於懷，深為慚愧，覺得我未能克服家庭一關，從一個進步青年變成了一個覺悟不高的落後青年，有愧於青年團員的稱號，在同學中間抬不起頭來，因此半年多來心情極為壓抑。這次學校調動我去參加人大高考，我自然答應下來，覺得這次堅決服從組織分配，可以贖我的前愆。三是學校畢業，就可出來工作，擔負起養家的責任，所以心情很是愉快。
過了沒幾天，學校就開學了，開學典禮在大操場舉行。來的校領導有吳玉章校長、成仿吾副校長。學校領導都尊稱吳玉章校長為“吳老”，吳老這時已70多歲了，而這時的一般領導都不過是三四十歲的人，最大的也隻是50多歲。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各種革命活動，吳老都參加了，他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當過大總統秘書，幫助孫中山建政，參加過二次革命，籌辦過赴法的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培養了不少後來的共產黨的骨幹，五四時期宣傳新思想、新文化。1925年，吳老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北伐、南昌起義。抗戰期間到達延安，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1948年出任華北大學校長，新中國成立後，於1950年在華北大學的基礎上創辦了“中國人民大學”，可算是元老了。另一位領導是成仿吾副校長，他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與郭沫若等作家成立了“創造社”，宣傳新文化思想與革命思想，後來投入蘇區革命工作，參加過萬裏長征，到達延安後，當過魯迅藝術學院領導，1950年幫助吳老組建了中國人民大學。通過對這兩位領導的簡要介紹，我們對他們無不肅然起敬。吳老在講台上是坐著講的，一口四川口音，聲音爽朗、清亮，他勉勵我們進入了我國第一所革命大學，要建立起革命的世界觀，改造舊思想；學校請了許多蘇聯專家來給大家上課，所以要努力學習新知識，做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的幹部，人民大學就是培養幹部的新型的革命大學。成仿吾副校長的話我聽不清楚，主要是他的湖南口音太重，聲音也含混。兩位老革命親臨開學典禮，使我們十分振奮，我們有這樣德高望重的好領導，使我們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有一種驕傲感。
我去北京那天，父親為我要了輛黃包車，堆上了我的行李，我們兩人跟在黃包車後麵走著，他囑咐我一人在外麵要處處小心謹慎，家裏開銷隻好暫由他頂著，常寫家信，報個平安。他一直送我進了車站，人很多，我還帶有幾件行李呢，上車十分困難。他在我背後頂著我，推我上了火車。車廂裏人和行李擠得滿滿的，座位早就沒有了，我隻好將行李摞在走廊裏，發現父親還在窗口看著我的窘態，在嘈雜聲中，用手揮著，叫我想想辦法，找個座位，直到列車開走，結果我在火車上站了兩天兩夜。
來到北京，我和一批各地來報到的同學先是住在鐵獅胡同3號，原來的“總理府”的辦公室裏，據聞孫中山先生曾在我們住的房子後麵的南房裏住過。幾天之後，幾輛卡車就把我們拉到西郊的中國人民大學的新校舍，新校舍有3座4層高的紅樓，一座4層高的灰色的教室大樓，兩大間可以容納幾百人的大教室，大教室後麵是大食堂，還有一座離宿舍較遠的圖書館，當時的人民大學就這麼一些設施。我們俄語係就住在麵對大操場的紅一樓。我進了俄語係，說實在的有幾層意思。一是我以後既然難以進行寫作，那學好外文，當個翻譯也好。據說未來幾年，我們要請來大量蘇聯專家，各個方麵需要翻譯人才。人大要我學習俄語，主要是培養口頭翻譯，以應付大批蘇聯專家來華幫助我們國家建設的緊急需要。對於我來說，我當然更傾向做筆頭翻譯，從口頭翻譯轉向筆頭翻譯，不是難事，將來翻譯俄國文學名著，符合我的心願，可以坐實我的青年夢。二是我毫不猶豫地答應無錫市中的領導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俄語，相當程度上是為了“贖罪”。1951年春，我被家裏攔了下來未能成功參加軍事幹校，始終耿耿於懷，深為慚愧，覺得我未能克服家庭一關，從一個進步青年變成了一個覺悟不高的落後青年，有愧於青年團員的稱號，在同學中間抬不起頭來，因此半年多來心情極為壓抑。這次學校調動我去參加人大高考，我自然答應下來，覺得這次堅決服從組織分配，可以贖我的前愆。三是學校畢業，就可出來工作，擔負起養家的責任，所以心情很是愉快。
過了沒幾天，學校就開學了，開學典禮在大操場舉行。來的校領導有吳玉章校長、成仿吾副校長。學校領導都尊稱吳玉章校長為“吳老”，吳老這時已70多歲了，而這時的一般領導都不過是三四十歲的人，最大的也隻是50多歲。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各種革命活動，吳老都參加了，他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當過大總統秘書，幫助孫中山建政，參加過二次革命，籌辦過赴法的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培養了不少後來的共產黨的骨幹，五四時期宣傳新思想、新文化。1925年，吳老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北伐、南昌起義。抗戰期間到達延安，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1948年出任華北大學校長，新中國成立後，於1950年在華北大學的基礎上創辦了“中國人民大學”，可算是元老了。另一位領導是成仿吾副校長，他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與郭沫若等作家成立了“創造社”，宣傳新文化思想與革命思想，後來投入蘇區革命工作，參加過萬裏長征，到達延安後，當過魯迅藝術學院領導，1950年幫助吳老組建了中國人民大學。通過對這兩位領導的簡要介紹，我們對他們無不肅然起敬。吳老在講台上是坐著講的，一口四川口音，聲音爽朗、清亮，他勉勵我們進入了我國第一所革命大學，要建立起革命的世界觀，改造舊思想；學校請了許多蘇聯專家來給大家上課，所以要努力學習新知識，做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的幹部，人民大學就是培養幹部的新型的革命大學。成仿吾副校長的話我聽不清楚，主要是他的湖南口音太重，聲音也含混。兩位老革命親臨開學典禮，使我們十分振奮，我們有這樣德高望重的好領導，使我們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有一種驕傲感。
學習俄語，先是有一位在哈爾濱待了很長時間的白俄僑民教我們發音的，他會說些中國話。第二年來了一批蘇聯專家教我們俄語，就把他換下來了。據說後來蘇聯政府把他們召回蘇聯了，估計沒有好果子吃的。新來的這些教俄語的專家實際上是些蘇聯的中學教員。當然，我們從俄語字母開始學習，這些蘇聯教員的資質完全夠了，我們訓練幾年完全可以出來做翻譯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