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幾天，何其芳副所長（那時鄭振鐸已經因飛機失事去世，正所長一職還未正式任命）召集理論組組長蔡儀先生、古代組的餘冠英先生、蘇聯東歐組的副組長葉水夫先生，和我們幾個從蘇聯回來的留學生一起開會，商量我們的專業分配。陳毓羆被分到了古代組，兩位莫大哲學係畢業的大學生，美學專業，自然被蔡儀先生要去了。輪到我時，蔡儀先生也希望我去理論組，說研究文學理論需要有懂得外語的人才。何其芳先生很是同意，說這意見很好，問我是否願意去理論組。葉水夫先生說，蘇東組的研究人員不多，希望增強研究的隊伍，要我去蘇東組，這樣就看我的意願了。我想我前幾年主要是研究俄羅斯文學，而且僅是開始，到文學研究所來正好可以深入一步。至於文學理論，說實在，在國外也還算留意，但主要是圍繞文學史研究、作家評論的需要而學習的，並未讓我在文學理論上形成一些係統的觀點，所以對文學理論不敢冒昧，於是表達了去蘇東組的願望，結果使葉水夫先生大為高興。在這次專業分配中，我覺得老先生們的民主作風極好，尊重個人意願，沒有因自己是領導，頤指氣使，強人所難，完全是商量著辦的。
文學所當時有古代文學組、現代文學組、文藝理論組、東方文學組、民間文學組與蘇東文學組。古代文學的老專家有王伯祥、俞平伯、錢鍾書、餘冠英、孫楷第、吳曉鈴、範寧，後來的吳世昌，有曹道衡、胡念貽，年輕一些有鄧紹基、蔣荷生、劉世德等；現當代組有唐弢、樊駿、王積賢、肖枚、吳子敏等；理論組有蔡儀、王淑明、王燎熒，年輕一些有於海洋、李傳龍、柳鳴九等；西方組有卞之琳、李健吾、楊絳、羅念生、潘家洵、羅大岡、繆朗山、袁可嘉、鄭敏、楊耀民、夏森，再往下排就是朱虹、徐育新、董衡巽等；民間組有賈芝、朱寨、井岩盾、卓如、馬昌儀等；東方組有季羨林、石素貞等；蘇東組有戈寶權、葉水夫、陳燊、幹永昌等；圖書室有汪蔚林等，《文學評論》有毛星、勞洪、張曉翠、冀勤、蔡恒茂等，研究陣容之豪華可見一斑。說老專家，其實他們中間不少人也不過五十來歲，借著一起開批判會、檢討會的機會，我就逐漸認識了各個文學組的專家們。文學所的老專家、中年專家中間，有不少是作家、詩人與翻譯家，他們的經曆使我們年輕人感到好奇與崇敬，但後來與他們接觸、交往不多，關係一般。當年曾經聽朱寨先生說過，作協有的人刻薄地認為，一些作家創作不下去了，才改行去做文學研究的，文學研究搞不下去了，就去當行政領導和翻譯。但是我知道“五四”後有個普遍現象，不少作家常常一身多任：既是作家、詩人，又是評論家，或是翻譯家，甚至畫家與教育家。
不幾天，何其芳副所長（那時鄭振鐸已經因飛機失事去世，正所長一職還未正式任命）召集理論組組長蔡儀先生、古代組的餘冠英先生、蘇聯東歐組的副組長葉水夫先生，和我們幾個從蘇聯回來的留學生一起開會，商量我們的專業分配。陳毓羆被分到了古代組，兩位莫大哲學係畢業的大學生，美學專業，自然被蔡儀先生要去了。輪到我時，蔡儀先生也希望我去理論組，說研究文學理論需要有懂得外語的人才。何其芳先生很是同意，說這意見很好，問我是否願意去理論組。葉水夫先生說，蘇東組的研究人員不多，希望增強研究的隊伍，要我去蘇東組，這樣就看我的意願了。我想我前幾年主要是研究俄羅斯文學，而且僅是開始，到文學研究所來正好可以深入一步。至於文學理論，說實在，在國外也還算留意，但主要是圍繞文學史研究、作家評論的需要而學習的，並未讓我在文學理論上形成一些係統的觀點，所以對文學理論不敢冒昧，於是表達了去蘇東組的願望，結果使葉水夫先生大為高興。在這次專業分配中，我覺得老先生們的民主作風極好，尊重個人意願，沒有因自己是領導，頤指氣使，強人所難，完全是商量著辦的。
文學所當時有古代文學組、現代文學組、文藝理論組、東方文學組、民間文學組與蘇東文學組。古代文學的老專家有王伯祥、俞平伯、錢鍾書、餘冠英、孫楷第、吳曉鈴、範寧，後來的吳世昌，有曹道衡、胡念貽，年輕一些有鄧紹基、蔣荷生、劉世德等；現當代組有唐弢、樊駿、王積賢、肖枚、吳子敏等；理論組有蔡儀、王淑明、王燎熒，年輕一些有於海洋、李傳龍、柳鳴九等；西方組有卞之琳、李健吾、楊絳、羅念生、潘家洵、羅大岡、繆朗山、袁可嘉、鄭敏、楊耀民、夏森，再往下排就是朱虹、徐育新、董衡巽等；民間組有賈芝、朱寨、井岩盾、卓如、馬昌儀等；東方組有季羨林、石素貞等；蘇東組有戈寶權、葉水夫、陳燊、幹永昌等；圖書室有汪蔚林等，《文學評論》有毛星、勞洪、張曉翠、冀勤、蔡恒茂等，研究陣容之豪華可見一斑。說老專家，其實他們中間不少人也不過五十來歲，借著一起開批判會、檢討會的機會，我就逐漸認識了各個文學組的專家們。文學所的老專家、中年專家中間，有不少是作家、詩人與翻譯家，他們的經曆使我們年輕人感到好奇與崇敬，但後來與他們接觸、交往不多，關係一般。當年曾經聽朱寨先生說過，作協有的人刻薄地認為，一些作家創作不下去了，才改行去做文學研究的，文學研究搞不下去了，就去當行政領導和翻譯。但是我知道“五四”後有個普遍現象，不少作家常常一身多任：既是作家、詩人，又是評論家，或是翻譯家，甚至畫家與教育家。
我離開國內已經4年，分配好工作後，我提出要回家探親，承蒙所裏準許，得到了一個月探親長假，於是1959年10月下旬回到了無錫老家。這時父母更見衰老，有妹妹在，但姊姊卻已過世了，而且是1957年過世的，為了不讓我分心，家裏竟一直向我瞞著，信中從未提及。得知這一消息，我哽咽一時，傷感不已。我父親年輕時幹重活傷了肺，後發展成肺結核病，他臥床時，就由母親和從小就有殘疾的姊姊服侍，結果姊姊也得了肺結核病，後來咯血不止。家裏無錢為她醫治，也從未去過一次醫院做檢查，使她抑鬱而死。我的大弟這年在北京醫學院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的生物研究所，我回國後已同他見了麵。小弟現在仍在陝西山野，繼續從事地質勘探工作。我回到老家後，父母親說，要是大家都能回家聚聚，該有多好！談到同學在經濟上對我們的接濟，母親說，虧得你們兄弟有這樣的好同學啊！要不真要愁煞我們。這時妹妹拿出一個小紅本，我翻開一看，原來是個賬本，逐年逐月記錄了我與弟弟的同學，在4年之間給我家裏彙寄的生活費用。我一看總數，竟有2029元之巨，這一筆一筆的款項，包含了多少老同學們的無價情義啊，我一時鼻子一酸，真要失聲一哭！我安慰父母，我與大弟已開始工作，今後家庭開銷不用擔憂，由我兩兄弟共同負擔，所欠債務，也由我們兩人共同償還，我當然要出大頭的。1959年的2029元，可真是一筆巨款，一般大學生畢業出來工作，薪金是56元，研究生是62元，我開頭的月薪是69元，大概是留學回來的，有些微優待，一年後又提到78元，這個數目幾十年一貫製，一直維持到20世紀80年代初。這樣我就走上了漫長的還債之路，借了4年的債，卻還了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