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麵將原“哲學社會科學部”改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派來了新領導，宣布“五一六問題”一風吹，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寫的所謂交代材料一律銷毀，文學所才算有了新氣象，局麵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幾位老幹部奉調到其他幾個研究所去當了黨委書記。
一旦人身得到了解放，我力圖忘記過去十多年的非人生活與各種是是非非，拚命閱讀與寫作，極力想找回那失去了的十多年的寶貴時光，這是一個人最有創造力的一段時光啊！繁忙的寫作使我欣喜於論文的不斷發表，以此來證明我原有的價值，其他問題暫且不去考慮，隻覺得我們社會的關係太複雜。但是時代在進步，不是在對過去的極左文藝路線進行清算嗎？不是在大力恢複馬克思主義而進行“撥亂反正”嗎？因此，寫作雖然忙碌，但是我也不斷地對自己發問：這十多年的非人遭遇，真是一場了無影蹤的噩夢嗎？於是我陷入了相當漫長的三四年時間的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之中。
在參加了不到一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在派性鬥爭中，我犯有錯誤，說過錯話，做過錯事，後來不斷地自責，但怎麼一個批示卻從此就成了10年的“反革命”了呢？“四人幫”倒台前，我的思想飄忽不定，無所依附，不敢去想，帽子捏在革命群眾手裏呢！四人幫倒台後，我暗自慶幸一場悲劇性的災難過後總算撿到了一條小命，強製自己不去思索，隻是埋頭於已經開始了的研究工作，以此來安撫心靈的痛楚。但到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發現自己是個真正的後知後覺者，人們已經在對“文化大革命”這種暴政進行反思批判，不過有時這種批判往往使用的是伊索語言，時時王顧左右而言他，說不到正題上。我深深感到，不進行反思與自我批判，我今後麵臨的工作是難以為繼的。
我首先思索了我的盲目性。我從青年時代起，在政治上就成了一個“跟跟派”，以後一直如此，這也是必要的。就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我參加“文化大革命”，正是作為一個“跟跟派”的思想的自然表現。我聽從領導的召喚，不能置身於鬥爭之外，要積極參加，要起來保衛紅色江山，跟著山呼萬歲萬萬歲！對於20世紀50年代以來所經曆的各種運動，我本能地體驗到它們的嚴酷性，但從未懷疑過它們的正當性、正確性。我的思想被教育得甘願拋棄任何“個人主義”的興趣，服從組織的需要，隻知雙手讚成與喊喊萬歲口號。同時由於共產黨領導我們走向光明前途，領導們都圍上了一層神秘色彩的高大全的光環，在社會上促進滋生個人崇拜的風潮中，我自然是其中的積極的一員。
我作為一個普通的群眾與“文化大革命”的參與者，自然無法也無力來承擔這次文化大浩劫、傳統大破壞的災難性後果的責任。但在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東方製度的土壤中，十多年間，分明積澱了我這種文化因子在內的，我無法超越這個時代，我就是被這種模型塑造出來的，於是我就以我的愚昧的“人”的個體，去肥沃了這塊東方製度的土壤。當瘟疫在這一塊土壤上肆虐時，我雖然謹慎了幾天，但卻是跟著跑了一段時間。要是當時沒有像我這樣多的個人迷信的擁護者，思想上的盲從者，政治上的盲目的“跟跟派”，“文化大革命”在這塊封建迷信、封建專政的土地上，雖然仍要發生，但其聲勢可能就會小些。
1978年，上麵將原“哲學社會科學部”改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派來了新領導，宣布“五一六問題”一風吹，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寫的所謂交代材料一律銷毀，文學所才算有了新氣象，局麵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幾位老幹部奉調到其他幾個研究所去當了黨委書記。
一旦人身得到了解放，我力圖忘記過去十多年的非人生活與各種是是非非，拚命閱讀與寫作，極力想找回那失去了的十多年的寶貴時光，這是一個人最有創造力的一段時光啊！繁忙的寫作使我欣喜於論文的不斷發表，以此來證明我原有的價值，其他問題暫且不去考慮，隻覺得我們社會的關係太複雜。但是時代在進步，不是在對過去的極左文藝路線進行清算嗎？不是在大力恢複馬克思主義而進行“撥亂反正”嗎？因此，寫作雖然忙碌，但是我也不斷地對自己發問：這十多年的非人遭遇，真是一場了無影蹤的噩夢嗎？於是我陷入了相當漫長的三四年時間的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之中。
在參加了不到一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在派性鬥爭中，我犯有錯誤，說過錯話，做過錯事，後來不斷地自責，但怎麼一個批示卻從此就成了10年的“反革命”了呢？“四人幫”倒台前，我的思想飄忽不定，無所依附，不敢去想，帽子捏在革命群眾手裏呢！四人幫倒台後，我暗自慶幸一場悲劇性的災難過後總算撿到了一條小命，強製自己不去思索，隻是埋頭於已經開始了的研究工作，以此來安撫心靈的痛楚。但到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發現自己是個真正的後知後覺者，人們已經在對“文化大革命”這種暴政進行反思批判，不過有時這種批判往往使用的是伊索語言，時時王顧左右而言他，說不到正題上。我深深感到，不進行反思與自我批判，我今後麵臨的工作是難以為繼的。
我首先思索了我的盲目性。我從青年時代起，在政治上就成了一個“跟跟派”，以後一直如此，這也是必要的。就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我參加“文化大革命”，正是作為一個“跟跟派”的思想的自然表現。我聽從領導的召喚，不能置身於鬥爭之外，要積極參加，要起來保衛紅色江山，跟著山呼萬歲萬萬歲！對於20世紀50年代以來所經曆的各種運動，我本能地體驗到它們的嚴酷性，但從未懷疑過它們的正當性、正確性。我的思想被教育得甘願拋棄任何“個人主義”的興趣，服從組織的需要，隻知雙手讚成與喊喊萬歲口號。同時由於共產黨領導我們走向光明前途，領導們都圍上了一層神秘色彩的高大全的光環，在社會上促進滋生個人崇拜的風潮中，我自然是其中的積極的一員。
我作為一個普通的群眾與“文化大革命”的參與者，自然無法也無力來承擔這次文化大浩劫、傳統大破壞的災難性後果的責任。但在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東方製度的土壤中，十多年間，分明積澱了我這種文化因子在內的，我無法超越這個時代，我就是被這種模型塑造出來的，於是我就以我的愚昧的“人”的個體，去肥沃了這塊東方製度的土壤。當瘟疫在這一塊土壤上肆虐時，我雖然謹慎了幾天，但卻是跟著跑了一段時間。要是當時沒有像我這樣多的個人迷信的擁護者，思想上的盲從者，政治上的盲目的“跟跟派”，“文化大革命”在這塊封建迷信、封建專政的土地上，雖然仍要發生，但其聲勢可能就會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