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廢寢忘食地反複閱讀巴赫金的兩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特別是《罪與罰》一書，終於找到了一個切入點，寫就了《複調小說及其理論問題》，交與錢鍾書先生審閱。先生很快回信，講了文章優點，功夫紮實，在巴赫金的文評以外，參證了蘇聯比較“正統”的文評（這一點也許是美國學者容易忽視的），缺點是文章長了一些，我們對巴赫金很陌生，但巴赫金已在外國時髦了五六年，所以一般性的巴赫金的經曆可略去一些。另一缺點是缺乏和他國文論進行比較，但在當前條件下，不可求全責備，況且論文馬上要譯成英語。我讀了先生的意見，又受到鼓舞，又感到慚愧。說實在的，80年代初，我對外國文論的理解是零零碎碎的，說不上有一種整體的把握，對當代的某些外國文論專家、學派領袖沒有做過什麼深入探討，而且對於巴赫金隻是剛剛接觸。他還有些什麼論著也心中無數，在這種情況下，我把巴赫金和哪一位外國文論家進行比較呢？況且我大部分時間主要放在當代的文藝理論方麵。同年8月31日，第一屆中美雙邊比較文學討論會在京舉行，我方參加專家有楊憲益、王佐良、周玨良、許國璋、楊周翰、袁可嘉、張隆溪、趙毅衡、周發祥和我。美國代表團裏的成員來自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有E.曼納、C.白契、D.方格爾、芭芭拉·萊瓦爾斯基、劉若愚等10位教授，討論會由錢鍾書先生用中英文致開幕詞，他的睿智與幽默，使兩國與會者大為興奮。我與方格爾教授的報告題目類似，但風格確是不同。方格爾教授的文章主要談論巴赫金的複調理論思想與介紹巴赫金的那種不為人知的悲慘遭遇，我則具體探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裏對話的多種形式，歸納了作者與主人公的幾種關係。會上有的學者希望我們兩人進行辯論，但沒有發生巴赫金所說的那種“對話”式的爭論，這不免使大家掃興。會議期間，方格爾教授贈予我一份歐美學者研究巴赫金的著作的論文目錄，從1968年開始到1982年為止，小冊子、論文約有120種，蘇聯學者的著述不計在內，這是一份很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這裏涉及“對話”一詞。夏仲翼先生在上麵所說的譯文中，譯為“對語”或“對話風格”，也是可以的。我在這次提交的論文裏，譯為“對話”或“對話性”。以後，我在文章裏用得更多。1986年我在《外國文學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關於巴赫金著作的《複調小說：主人公與作者》中又談到了“對話”問題。
1988年，三聯書店出版了托多羅夫的《批評的批評》一書，其中就巴赫金的思想提出了“對話的批評”。
我廢寢忘食地反複閱讀巴赫金的兩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特別是《罪與罰》一書，終於找到了一個切入點，寫就了《複調小說及其理論問題》，交與錢鍾書先生審閱。先生很快回信，講了文章優點，功夫紮實，在巴赫金的文評以外，參證了蘇聯比較“正統”的文評（這一點也許是美國學者容易忽視的），缺點是文章長了一些，我們對巴赫金很陌生，但巴赫金已在外國時髦了五六年，所以一般性的巴赫金的經曆可略去一些。另一缺點是缺乏和他國文論進行比較，但在當前條件下，不可求全責備，況且論文馬上要譯成英語。我讀了先生的意見，又受到鼓舞，又感到慚愧。說實在的，80年代初，我對外國文論的理解是零零碎碎的，說不上有一種整體的把握，對當代的某些外國文論專家、學派領袖沒有做過什麼深入探討，而且對於巴赫金隻是剛剛接觸。他還有些什麼論著也心中無數，在這種情況下，我把巴赫金和哪一位外國文論家進行比較呢？況且我大部分時間主要放在當代的文藝理論方麵。同年8月31日，第一屆中美雙邊比較文學討論會在京舉行，我方參加專家有楊憲益、王佐良、周玨良、許國璋、楊周翰、袁可嘉、張隆溪、趙毅衡、周發祥和我。美國代表團裏的成員來自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有E.曼納、C.白契、D.方格爾、芭芭拉·萊瓦爾斯基、劉若愚等10位教授，討論會由錢鍾書先生用中英文致開幕詞，他的睿智與幽默，使兩國與會者大為興奮。我與方格爾教授的報告題目類似，但風格確是不同。方格爾教授的文章主要談論巴赫金的複調理論思想與介紹巴赫金的那種不為人知的悲慘遭遇，我則具體探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裏對話的多種形式，歸納了作者與主人公的幾種關係。會上有的學者希望我們兩人進行辯論，但沒有發生巴赫金所說的那種“對話”式的爭論，這不免使大家掃興。會議期間，方格爾教授贈予我一份歐美學者研究巴赫金的著作的論文目錄，從1968年開始到1982年為止，小冊子、論文約有120種，蘇聯學者的著述不計在內，這是一份很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這裏涉及“對話”一詞。夏仲翼先生在上麵所說的譯文中，譯為“對語”或“對話風格”，也是可以的。我在這次提交的論文裏，譯為“對話”或“對話性”。以後，我在文章裏用得更多。1986年我在《外國文學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關於巴赫金著作的《複調小說：主人公與作者》中又談到了“對話”問題。
1988年，三聯書店出版了托多羅夫的《批評的批評》一書，其中就巴赫金的思想提出了“對話的批評”。
1993年，我發表了《走向對話：誤差、激活、融化與創新》一文，更新了“對話”的內容，將其融入我國文論。爾後，幾位青年學者出版了有關巴赫金“對話”理論的著作，於是“對話”一詞，通過傳媒，進入了我國更為廣闊的文化生活領域，進入了政治話語的領域。“對話”一詞如今成為對付各種重大問題的策略，或是解決分歧的根本方法。
這次會議的多位美國學者的論文，很快譯成中文發表在1983年的《文藝研究》上；錢鍾書的開幕詞及許國璋、其他幾人與我的文章，發表在《文藝理論研究》1983年第4期上。正是在那次會議休息時，王佐良先生對我說：他前些時候參加一些外國的學術會議，隻聽得外國學者報告中總是巴赫金、巴赫金的，不知道巴赫金是何許人，聽了我與美國學者的報告，初步知道巴赫金是位十分可敬的蘇聯學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