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雲雲，又不可隻當作一個“文體問題”來理會。這並非是一個單純的形式體裁的事情。它的實質是一個如何表達思想感情、道理見解的藝術問題。蓋禪宗—語錄的藝術大師們的流派—是中原華夏之高僧大德將西土原始佛法大大加以民族化了的一門極其獨特的學問，它對我們的文學藝術，產生了極其巨大深遠的影響。不理解這一層關係，那中國文藝全史就是不好講的了。寫意畫的興起和發展，詩歌理論和創作中的神韻、境界的探索和捕捉，都和禪宗精神有千絲萬縷的牽連。禪家論學，講究破除一切形式的障礙阻閡，而“直指本源”。它的意思是必須最直捷了當地把握事物的最本質的精神，而不要為任何陳言俗見（傳統的、久慣的、習以為然的“定了型”的觀念見解）所縛所蔽。因此禪宗最反對燒香念佛、繁文縟節、形式表麵，而極端強調對任何權威都不可迷信，不惜嗬佛罵祖，打倒偶像（將木佛劈了作柴燒！），反對綴腳跟、拾牙慧，具有空前的勇敢大膽、自具心眼、創造精進的新精神。不理解這個十分重要的一麵，一聽見說是禪宗屬於“佛法”，便一古腦兒用一個什麼標簽了事，那也會對我們的百世千年的民族文化精神的真麵全貌造成理解上的許多失誤。讀先生的《詞說》，更要細心體味他行文說理的獨特的詞語和方式，以及采用禪家“話頭”“公案”的深刻而熱切的存心用意，才不致於像《水滸傳》裏的黑旋風李逵，聽了羅真人的一席話言，全不曉得他“說些甚底”。那豈不有負先生的一片熱情，滿懷期望。
我國文藝傳統上，對作家作品的品評賞析，本亦有我們自己的獨特的方式，這又完全是中華民族的，而不應也不能是與西方的一模一樣；加上禪家說法傳道的尤為獨特的方式，就成為了一種濬發靈源、溉沃智府的高超的藝術和學問。其最主要的精神是誘導啟示，使學人能夠自尋蹊徑、獨辟門庭，而最忌硬套死搬、灌食填鴨、人雲亦雲、照貓畫虎。以是之故，先生的《詞說》裏是找不見什麼時代、家世、生平、典故、訓詁……這些“箋注性”的死知識的—這些都不難從工具書上查他一個梗概。先生所說的，全是以一位詩人的細心敏感，去做一位學者的知人論世，而在這樣的相得益彰的基礎上，極扼要地、極精彩地抉示出了文學藝術的原由體性，評騭了名家巨匠的得失高低，—而這一切，隻為供與學人參考借鏡，促其精思深會，而迥異乎“唯我最正確最高明”“天下之美盡在於斯”的那種自居自炫和人莫予毒的心理態度。
先生的講說之法，絕不陳米糟糠、油鹽醬醋、流水開賬，以為“美備”；也絕不同於較短量長、有意翻案，以聳動世人耳目為能事；他隻是指頭一月，頰上三毫，將那最要害、最吃緊的關節脈絡，予以提撕，加之勾勒，使作者與講者的精神意度，識解胸襟，都一一呈現於目前，躍然於紙上，—一切都是活的。他不像那些鈍漢，專門將活龍打作死蛇來弄。須知，凡屬文學藝術，當其成功出色，無不是虎臥龍跳、鳶飛魚躍樣的具有生命的東西，而不善講授的，卻把作死東西來看待，隻講一串作者何年生、何年卒、何處人氏、何等官職，以至釋字義、注故實、分段落、標重點……如此等等，總之是一大堆死的“知識”而已，究其實際，於學子的智府靈源，何所裨益？又何怪他們手倦拋書，當堂昏睡乎？—然而，正是習慣於那種引睏的講說之法的，總以為那才是天經地義，乍一見先生的《詞說》，無論文體語調，還是方法方式，都會使他吃驚不小；“離經叛道”“野狐參禪”“左道旁門”，以及其他疑辭貶語，也許就不免嘖嘖之言了。比如，有人看了《詞說》，會詫異詰問：為何不見一句是講思想性與藝術性？他卻不能懂得：先生字字句句，都在講那真正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隻不過這一切都是中華民族的文藝概念、美學觀點，並且也是中華的表現法講說法，而非照搬舶來之界說與詞句罷了。當然，講我們中華民族的文藝特色，除卻人們常用的思想性與藝術性而外，是否就沒有了別的可講—或者講了別的就是“錯誤”的了？這正是一個問題。讀《詞說》而引起認真嚴肅地思考的學人，定會想上一想，並試行研尋解答這些課題。對這一點我是深信而不疑的。
然而，上述雲雲，又不可隻當作一個“文體問題”來理會。這並非是一個單純的形式體裁的事情。它的實質是一個如何表達思想感情、道理見解的藝術問題。蓋禪宗—語錄的藝術大師們的流派—是中原華夏之高僧大德將西土原始佛法大大加以民族化了的一門極其獨特的學問，它對我們的文學藝術，產生了極其巨大深遠的影響。不理解這一層關係，那中國文藝全史就是不好講的了。寫意畫的興起和發展，詩歌理論和創作中的神韻、境界的探索和捕捉，都和禪宗精神有千絲萬縷的牽連。禪家論學，講究破除一切形式的障礙阻閡，而“直指本源”。它的意思是必須最直捷了當地把握事物的最本質的精神，而不要為任何陳言俗見（傳統的、久慣的、習以為然的“定了型”的觀念見解）所縛所蔽。因此禪宗最反對燒香念佛、繁文縟節、形式表麵，而極端強調對任何權威都不可迷信，不惜嗬佛罵祖，打倒偶像（將木佛劈了作柴燒！），反對綴腳跟、拾牙慧，具有空前的勇敢大膽、自具心眼、創造精進的新精神。不理解這個十分重要的一麵，一聽見說是禪宗屬於“佛法”，便一古腦兒用一個什麼標簽了事，那也會對我們的百世千年的民族文化精神的真麵全貌造成理解上的許多失誤。讀先生的《詞說》，更要細心體味他行文說理的獨特的詞語和方式，以及采用禪家“話頭”“公案”的深刻而熱切的存心用意，才不致於像《水滸傳》裏的黑旋風李逵，聽了羅真人的一席話言，全不曉得他“說些甚底”。那豈不有負先生的一片熱情，滿懷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