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俠”的來曆
“俠”作為一種很特別的人，起源是很早的。因為當有了階級，有了階級之間的不平等，有了希望反抗這種不平等的願望時，自然會產生一個寄托了廣大被壓迫者心願的特殊人群，那就是“俠”。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韓非子
“俠”這一概念,最早見於《韓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它的大意是讀書人憑借知識來攪亂法徑，俠憑借武力來破壞規矩。後司馬遷為遊俠作傳,以《韓非子》此說開篇，並說道“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這裏談到了“俠”所具備的幾種品質，他們雖與社會公眾行為不符，但卻守信，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救他人於水火之中，並且絲毫不張揚自己的功德。可以說將“俠”定位於一個較高的品德高度。後班固追隨司馬遷,為《漢書》作《遊俠傳》,其中除照錄朱家等人事跡外,又增加了萭章、樓護、陳遵、原涉等人的任俠行為。此後便無以為繼,曆代史家不再專門為遊俠立傳了。漢代之後的俠客在“曆史”中已無多少真正的筆墨，更多存於民間的故事之中。
雖然從《後漢書》起,史家不再為遊俠作傳，但這並不能說遊俠從此消亡。相反，在魏晉南北朝詩篇、唐代傳奇,以至宋元話本中多處均有各式俠客形象,不少帶有其創作時代生活的印記。
從漢司馬遷寫作《史記》,到唐裴鉶作《傳奇》、袁郊作《甘澤謠》,在這將近一千年的漫長曆程中,“遊俠”,經過史家、詩人、小說家的不斷加工,逐漸定型為後世武俠小說中叱吒風雲的俠客形象。
而當小說中俠客的形象一旦真正建立,它便成為了後世文學創作的一類題材，中國後世小說中的俠客形象也具有了相對穩定的核心內容，無論是舊武俠小說如環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還是到新武俠小說中金庸、古龍筆下的俠士，他們身上的許多品質都具有相似性、相通性。
而俠客形象的形成及發展,滿足了讀者的心理期待。
司馬遷稱:“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虞舜、伊尹、仲尼等有道仁人尚且遭災,“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史記·遊俠列傳》)。遇害而不能自救,當然隻能寄希望於“赴士之阨困”的俠客了。這種思想在國外的小說、電影中也是屢見不鮮的，例如“007”係列、《蜘蛛俠》等，也都是當平凡普通的我們遇到危險，遭際不公平待遇時，將希望寄托在那些身懷絕世武藝的俠客身上。
二、“俠”所具備的精神品質
重承諾、講義氣、不過分愛惜自己的生命、不四處宣揚自己的功德、打抱不平、鋤強扶弱、堅持正義、不畏強權、不畏殘暴……
“武俠小說中的‘俠’的觀念,不是一個曆史上客觀存在的,可用三言兩語描述清楚的客觀的實體,而是一種曆史記載與文學想象的融合,社會規定與心理需求的融合,當代的視野與文類特征的融合。”
——陳平原
1.快意恩仇
報恩意識是武俠精神的最初源頭。“士為知己者死”,自先秦以來就已經成為武俠最堅定的信念之一。於是才有了“風蕭蕭兮易水寒”的荊軻。“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這個出自武俠的精神信條,後來廣泛地為平民大眾所接受,成為了中國大眾的一條基本倫理規範。
先秦這種宣揚有恩必報，有仇必報的思想,到了漢之後就發展成一種“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的複仇意識。這種看似恩怨分明的報恩意識和複仇意識為後代武俠繼承下來,形成了武俠精神中快意恩仇的傳統。
2.守信重諾
俠士的另一大特色就是遵守諾言。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評價俠士說:“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裏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又說:“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這兩句話提到的“俠客之義”其基本內涵都是“守信重諾”,也就是司馬遷概括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這是武俠最根本的人生觀,也是武俠階層倫理觀念和道德準則的核心之一。李白在《俠客行》中說“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也是強調了俠客重信守諾的品質。
3.維護正義
在俠客身上，由於寄托了廣大人民的心願，因此能夠舍己救人，匡扶正義成為了俠客品質中最為重要的一環。武俠小說《三俠五義》中說:“真是行俠作義之人,到處隨遇而安。非是他務必要拔樹搜根,隻因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與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個‘俠’字。”可謂對見義勇為精神的精確注腳。
4.重義輕利
俠客的思想境界應是高於常人的，因此，在舍身取義的同時還要要求他們不為利益所動，不宣傳自己的功勞。如大俠朱家在“佯裝不知”的情況下幫助季布躲避通緝之後,竟宣布“終身不見”季布。他的人生信條是“諸所嚐施,唯恐見之”。正因為這種濟人之危又不圖報答的品質,朱家才得以揚名天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成為“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最好寫照，李白《俠客行》中也說“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正是對行俠不圖名,仗義不為利的武俠形象的最好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