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常畫的一個題材是魚的形象。他一生之中畫了多幅魚圖，主題有“魚鳥”、“鱖魚”，“魚藻圖”等，《魚圖軸》，為紙本墨筆，作於康熙三十三年（1649年），為美國王方宇舊藏。畫麵中間一條魚兒，無任何水草荷葉怪石為背景，空白處自可理解為波光灩瀲的天池水，卻更能體現魚兒在水中安然又閑適暢遊的神態。畫麵左上方題識：到此偏憐憔悴人，緣何花下兩三旬。定昆明在魚兒放，木芍藥開金馬春。甲戍之八月廿六日畫並題。畫上鈐印朱文無框屐形印“八大山人”，白文方形印“可得神仙”，白長方形印“忝區茲”，朱文長方形印“蒍艾”，以及後代鑒藏印等，組合成畫麵的整體，顯得空而不曠，自有一翻趣味，看來畫家渴望象魚兒那樣能夠自由自在生活。八大以魚為主題題在畫上的詩也很多，如《題魚藻圖》：“朝發昆侖墟，暮宿孟諸野。博言萬裏處，一倍圖南者。”有題畫識“東海之魚善化，其一曰黃雀，秋月為雀，冬化入海為魚；其一為青鳩，餘月複入海為魚。凡化魚之雀皆以肫，以此證知漆園吏之所謂鯤為化鵬”。《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幾千裏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幾千裏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擊三千裏，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八大山人借莊子寓言的典故，不僅反映了對自由生活的向往，也表達了希望能夠奮發有為，實現宏圖大展的誌向。這“怪眼魚”的形象，是畫家自己的真實寫照。有關八大山人常畫的由魚變幻出來的魚鳥等奇怪的形象，比如作於1694年的《魚鳥石圖軸》，作於1693年的《魚鳥圖卷》，美國學者班宗華認為是“重要的具體“視覺證據”，可用來證明八大對莊子蛻變，哲學逐漸感興趣之事實。”他認為畫上題識的作用是，“八大提出“人是物是”的看法，也就是說人是由外物來象征的。這種思想來源於六朝，而六朝正是八大山人此時期的興趣所在。基本上八大所要表明的乃是：他的作品大多象征自己和自己心中的想法。……對八大一生的了解，使我們不至訝異於他那對“蛻變哲理”與日俱增之興趣。八大本人曾經曆過多次個人命運的大轉折，故而一六九三年回顧自己的人生遭遇時，覺得比起“化魚之雀”來，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這中認識來自道家的神秘主義者莊子，並受《禮記》和《國語》之類古籍的影響。”也就是說，這形象怪、醜、拙，若追究其根源，畫家所描繪的這種怪誕形象，很大程度上出於畫家的心性、悟性，“畫乃吾自畫”，是由於其生活經曆和其愛恨交織形成的一種強烈的矛盾情緒使然，同時也是混雜了多種文化因素使然，單就一個“轉化”和“蛻變”等，禪宗和道家都有表述，這些雜糅在這個畫家的身上，被他發揚光大了。隨著學識的積累，獨特的生活感受，筆墨技巧成熟，使得畫家悟性越發激越，特別是瘋病發作後，清代陳鼎《八大山人傳》記載其狀“未幾病癲，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物於市，一日之間，癲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醉酒，則癲止”，“臨川縣令胡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餘，意忽忽不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苦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還會城，獨身猖佯肆間。常戴帽，長領袍，履穿踵決，拂袖翩躚行，市中兒隨歡嘩笑，人莫識”（清邵長衡《八大山人傳》），這形象若能以潑墨人物畫示之，不正是他的怪鳥，潑墨荷花，破落的枯葉，挺立而又彎彎區區的荷竿，嶙峋怪石，冷峻飄逸，寒氣襲人。這些即是畫家張揚的個性所致，是產生其獨特創造才能的根源，也是形成其藝術風格的重要原因。越是到他晚年，他的藝術風格成熟時期，越發的明顯。此時的八大山人，已經還俗，因為對世事無常的看淡，對生命透徹的了解，通過道禪哲學的穎悟，對宇宙人生的深刻洞察，反而更能夠突破和超越，畫麵的意境更加平和，更能顯示道家美學從“無”到“有”最後又蛻變成了“無”的境界，這張揚中，就有了生命積澱的厚度。是八大山人早年的作品，和他後期的作品做一番比較，可以看出這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