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兩個基本點”,一點是分析文學作品要進入曆史語境,另一點是要有過細的文本分析,並把這兩點結合起來。換句話說,我們在分析文學文本的時候,應把文本看成曆史的暫時的產物,它不是固定的、不變的,因此不能就文本論文本,像過去那樣隻是孤立地分析文本中的賦、比、興,或孤立地分析文本隱喻、暗喻、悖論與陌生化,而要抓住文本的“症候”,放置於特定的曆史語境中,以曆史文化的視野去細細地分析、解讀和評論。
關於曆史語境的問題,第五章第二節已有詳細的論述,本節重點探討過細文本分析問題。“文本細讀”不能僅僅是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和英美新批評的遺產,中國古代的詩文小說評點,也是一種文本細讀。我們談到文本細讀不但可以吸收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和英美新批評的傳統,更應該重視中國古代詩文小說評點的傳統。什麼是文本細讀是眾所周知的,問題是如何進行文本細讀,又如何把文本細讀與曆史語境結合起來。
我的大體看法是,無論是研究作家還是研究作品,都要抓住作家與作品的“征兆性”特點,然後把這“征兆”放置於曆史語境中去分析,那麼這種分析就必然會顯示出深度來,甚至會分析出作家和作家的思想和藝術追求來。人們可能會問,你說的作家或作品的征兆又是什麼?“征兆”是什麼意思呢?法國學者阿爾都塞提出的“症候閱讀”,最初屬於哲學詞語,後轉為文學批評話語。此問題很艱澀,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我們這裏隻就文本話語的特征表現了作者思想變動或藝術追求的一種“症候”來理解的。
我這裏想舉一個文論研究為例子。清華大學羅鋼教授,花了10年時間,重新研究了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提出的“境界”說。他的研究就有抓“症候”的特點。由於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有好幾種文本,文本話語的增加、改動或刪掉,都可能成為王國維的思想變化的“症候”。羅鋼對此特別加以關注,並加以有效的利用。例如,他舉例說《人間詞話》手定稿第三則原本中間有一個括號,寫道:“此即主觀詩與客觀詩所由分也”,但在《人間詞話》正式發表時,這句話被刪掉了。為什麼被刪掉?羅鋼解釋說:“比較合乎情理的解釋還是王國維在寫作這則詞話時思想發生了變化。”再一個例子也是羅鋼論文中不斷提到的,就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原稿中都有一則詞話:“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情語,皆景語也。”他發現,這則“最富於理論性”的話被刪掉了,這又是怎麼回事呢?羅鋼告訴我們:“王國維此處‘一切景語皆情語’的說法,其實脫胎於海甫定,即他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所說的‘其寫景物亦必以自己之深邃之感情為之素地’。但這種觀點和他在《人間詞話》中據以立論的叔本華的直觀說產生了直接的衝突,如果把‘觀’分為‘觀我’和‘觀物’兩個環節,那麼‘觀物’必須做到‘胸中洞然無物’。隻有在這種‘洞然無物’的條件下,才能做到‘觀物也深,體物也切’。這種‘洞然無物’是以取消一切情感為前提的,所以王國維才說‘客觀的知識與主觀的情感成反比例’,這種‘觀物’與‘觀我’是相互聯係的兩個方麵,它們統一於一種審美認識論,假如站在這一立場上,‘一切景語皆情語’就是大謬不然的。這就是王國維最後發生猶疑和動搖的原因,這也說明,王國維企圖以叔本華的‘觀我’來溝通西方認識論和表現論美學,最終是不能成功的。”[3]羅鋼對於“症候閱讀”法的運用,使他的論文常常能窺視到王國維等大家的思想變動的最深之處和最細微之處,從而作為有力的證據來說明他想說明的問題。但我對羅鋼的分析,也不完全同意。實際上,“一切景語皆情語”,屬於中華文論的“情景交融”說,是中華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產物。王國維在發表他的《人間詞話》之日,恰恰是他對德國美學入迷之時,他的整個《人間詞話》的基因屬於德國美學,所以他覺得“一切景語皆情語”不符合他信仰的德國美學,特別不符合德國叔本華的認識論美學,所以王國維發表時把這句話刪除了。
文化詩學的兩個基本點,即曆史語境與文本分析,從我們上麵的解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們不是獨立的兩點,而是密切結合的。我們之所以強調曆史語境的重要性,是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細致分析文本,我們強調文本分析,是置放於曆史語境的文本分析,不是孤立的分析。所以,這兩個基本點的關係應該是:我們麵對分析的對象(作家、作品、文論),先要尋找出對象的征兆性,然後再把這征兆性放到曆史語境中去分析,從而實現曆史語境與文本細讀的有效結合,使我們的研究達到整體性、具體性、深刻性和具有現實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