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如果我們要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思考20世紀所出現的一係列的文學理論批評形態,其背後都是暗示一種呼籲、一種文化、一種政治。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在20世紀初,以語言分析的麵貌出現,似乎與政治無關,實際上它的提出者和推崇者,是要在當時俄國上空飄揚什麼樣的顏色,與政治當局者吵架。英美新批評似乎是在文本的隱喻、悖論等詞語上做文章,實際上背後也是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的。有學者指出“特別在美國,新批評的普及對文學研究的平民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0世紀四五十年代,二戰結束後大批複員軍人麵臨再學習和再就業的壓力。而他們既沒有足夠的知識背景又沒有受到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他們無法分享學院派掌握的那些浩如煙海的檔案資料。他們在學術領域的立身之本隻能是文學作品本身。通過對文本的分析,他們獲得了一種非傳統的、非學究式的接近文學的方法。另一種對新批評的意識形態性的分析認為,新批評對結構與形式等文本秩序的追求代表了當時人們對於社會秩序的渴望以及對工業社會人異化的批判……”
中國的文化詩學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被提出來,是因為社會在發展中許多地方失去平衡,它的出現是對於社會發展平衡的一種呼籲。它是一個文學理論話語,但這個話語折射出社會的時代要求。我們似乎也可以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待文化詩學提出的問題意識和現實意義。
小結:我認為,隻要我們認清了文化詩學這個學科研究路徑,就不要過多地提它,總是去論證它。我們愛護文化詩學最好的途徑是在我們研究文學理論問題和文學批評的實踐中,按照這條路去走,最終用我們的研究成果來證明它的有效性和時代精神。不要總是在下定義作說明。“文化詩學:一、二、一,一、二、一,……”讓我們操練起來吧!
不論人們怎麼說,如果我們的研究和批評按照“文化詩學”這條路去實踐,我們的文學研究與批評的學術前途將一片光明。
[1]別林斯基:《別林斯基論文學》,梁真,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頁。
[2]柳宗元:《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30頁。
[3]羅鋼:《眼睛的符號學取向——王國維“境界說”探源之一》,《中國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第81~82頁。
[4]薩特:《薩特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