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剛剛在陣痛中蘇醒過來的城市終於迎來了新的主人。蔣介石進入上海，一時海內外鹹寄厚望，《時代》周刊報道說，“盡管他衣著簡便，不事張揚，但仍表現出一個征服者統領一切的氣勢，他謹慎運用各種方式來實現其目標，隻要它適合於‘中國是中國人的’口號。”出生於蘇州的美國傳教士費吳生（Gee A.Fitchtal）在這年春天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說，北伐戰爭不僅是像美國南北戰爭一樣的內戰，而且是“集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及文藝複興於一身”的大運動。換言之，國民革命同時集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思想革命於一身，而蔣是這場革命的靈魂人物。而已被漢口和九江事件搞得如驚弓之鳥的各國領事們則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為一向自詡反帝國主義的蔣通過《北華捷報》作出如許表態：“國民革命軍是列強各國的好朋友，決不用武力來改變租界的現狀。”
進入上海，蔣首先要做的兩件事是財政和外交。外交上，他希望通過虞洽卿這樣的頭麵人物向各國使團和租界當局釋放信號，不動用武力收回租界；財政上，他迫切需要成立一個委員會，幫他籌措軍餉，這樣他才有可能在與鮑羅廷支持的武漢政府及中共勢力的博弈中最終取勝。革命需要金錢驅動，而要獲得一貫精明的上海資本家的支持，也要答應他們的條件。
當載著蔣介石一行的“楚同”號炮艦駛近上海時，3月26日上午，中共上海區委正在研究上海局勢與黨的策略問題。黨的總書記陳獨秀也參加了。
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說，現在反革命勢力已經集中於上海了，張（靜江）戴（季陶）已來上海，蔣（介石）也快來了。“蔣介石已經殺我們的同誌，所以我們現在的責任，就是挽救這個全國的危機，要嚴陣以待，集中兵力，並將吳淞及南市大部分兵調來，四周布防，保護上總與俱樂部，我們要準備一個很大的防禦的流血犧牲，這個鬥爭比這次暴動的意義更大，幸而勝則已，不幸亦可影響全國，斷絕蔣政治生命。”
到底要不要與蔣決裂，黨內意見還不一致。他們決定向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同誌和中央局請示。上麵的答複倒是很快來了，說是考慮到蔣手中有一支龐大的軍隊，再加奉軍壓境，“所以決定如果蔣介石尚不十分反動，可姑予敷衍。”總書記陳獨秀也持同樣意見，兩天後致信羅亦農，提出“緩和反蔣”。日後，這一態度成了他支持“右傾”的一個證據。
由北伐軍總司令部特務處與租界方麵提前打點，蔣介石下榻在法租界祁齊路戒備森嚴的江蘇外交特派交涉使公署。蔣來到上海的當天，虞洽卿應召前去見麵。3月27日商業聯合會的會員會議上，虞以低調而自誇的口吻說：“蔣總司令到滬，昨已見過。”有關這次會談內容，他披露說：“蔣已擬就宣言，即日可宣布。蔣對政治，決取公開主義。聞擬延聘財政與外交委員數位，大約將於南北商會、銀錢業兩公會中遴選任用。昨晚已有數機關由白總指揮代委，大多數為寧波人。鄙人當時主張盡外省人選用，蔣頗讚成。”
他建議，“本會組織已成立，似宜推舉代表數人，往見蔣總司令，接洽一切。”
當即推定吳蘊齋、王曉籟、錢永銘、王一亭、榮宗敬、謝韜甫、顧馨一、陸伯鴻、穆藕初等九人為代表。吳蘊齋等代表商會與蔣的會見經過，商業聯合會檔案中一份擬發的新聞稿曾作如是記述：
……蔣氏出見，一一握手，備致殷勤。坐定，由銀行公會會長吳蘊齋起立，陳述商界全體歡迎，而以北伐勝利為祝，並以此次革命商界無表現工作為歉，而希望蔣氏對於商業有維護辦法，而商界當與合作。紗業公會穆藕初起述：勞資如昆季，當有精神上之聯合，並以發展商業要點，在關稅自主與取消厘金兩端。蔣氏起立致答詞，略謂：事冗不克遍訪，荷先勞駕，彌感且歉。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後仍以協助為期。至勞資問題，在南昌時已議有辦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種條例，不日當可頒布，決不使上海方麵有武漢態度。
3月27日，盡管是星期天，共產黨人也沒有放鬆他們一貫擅長的群眾發動工作。這天上午，總工會在閘北湖州會館的新辦事處掛牌，中央特委委員、正式當選的委員長汪壽華主持了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集會，提出要求歸還租界，要求把與總工會關係較好的第一軍第一師留在上海（因為風傳薛嶽即將調往廣州）。在浦東的一些工廠裏，一批抵製罷工的工頭被指控為反革命分子，在群眾的控訴聲中遊街後被匆忙處決。當日下午，一場參與人數眾多的集會在距法租界不遠的西門召開，演說者措辭激烈，要求立刻占領租界，把帝國主義趕出去。國民革命軍的一支巡邏小分隊及時趕到，阻止了情緒激昂的遊行隊伍衝入法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