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的飛翔》是顧豔的第二部長篇。這部長篇在情節和細節上不排除有所虛構，但基本是紀實式的，素材係來自於作者自身的生活境遇和生命曆程，其基調是自我傾訴式的。它從主人公即“我”訪美回歸杭州寫起，寫了“我”的一生的經曆，基本上是兩條線:一條是“我”與家人(丈夫、女兒、父母、外婆)和朋友(男性和女性皆有)的關係，連帶地寫出了這些家人和朋友，特別是其中幾個女友的命運與歸宿;一條是“我”的種種現實境遇--少年時期因為家庭所蒙受的苦難而造成的心靈創傷，青年時期因為迷戀文學和生性倔強而造成了與家人的隔閡、婚姻的破裂，在經曆了種種磨難之後，一個人支撐著一個單親家庭，“在孤寂中，在疲憊裏，靈魂仍在疼痛的飛翔。”“我”是個心氣極高的年輕女性，為了實現自己的文學理想，她寧願忍受貧困和孤寂，她的內心裏就像是蘊藏著一把撲不滅的火，激勵著她在逆境中默默地、堅毅地奮鬥。“我沒有後悔我的選擇，也不抱怨曾經有過的苦難，我隻覺得苦難對於我是一筆多麼寶貴的精神財富。我想把它們凝聚起來，然後讓文字堆積成一座輝煌的山峰。”文學就是她的理想，文學就是她的情人，對文學的一往情深，成了她事業和生命的精神支柱。如果說曆史上有過為文學而殉身的人，那麼她也將是這樣一種人。
三
如果可以把顧豔的寫作做一個階段性的劃分的話，那麼我想說，迄今為止她的寫作從總體上看仍處於自我傾訴階段，她的角色定位是“本色演員”，而不是“角色演員”。當然，這不排除她有某些作品可能越出了這一定位。
關於“本色演員”和“角色演員”的話題，是我於1990年和1996年分別在兩篇文章中提出的。寫於1990年的《“本色”和“角色”》是針對畢淑敏90年代以前的寫作而提出的，我認為畢淑敏此前的創作更像一個“本色演員”，不過她正竭力在原有的創作底色中增加某種新的色調，我期待著畢淑敏既能當好“本色演員”，又能實現從“本色”向“角色”的跨躍。(《文論月刊》1990年第4期)寫於1996年的《女性寫作的“私人化”與價值目標》則是針對90年代以來以陳染為代表的女性寫作的“私人化”傾向而提出的。文中我充分肯定了陳染創作的個人特色，認為這是一種優雅的、潛入內心的、注重女性個體情感體驗和生命體驗的、具有精神和哲學雙重意味的寫作，在當今多元的文學格局中，這種姑稱之為“內傾化”和“私人化”的寫作，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意義。與此同時，我又指出，陳染的創作似乎又形成了某種定勢，她越來越深地潛入她的“本色”之中，出現了情調、氛圍、語言、人物類型的重複。那麼怎麼樣從“本色”進入“角色”呢?或者要不要從“本色”走到“角色”呢?這就是我所提出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在文章中也試圖做了些分析。我認為，要做好“本色演員”也是很不易的。如果有人願意一輩子當一個“本色演員”，或者一輩子隻能當一個“本色演員”，這也未可厚非。這是個體的選擇，個體應該享有選擇的充分自由，別人也應該尊重個體所做出的任何選擇。不過，真正的文學名家和文學大家差不多都經曆了從“本色”向“角色”的跨躍，他(她)能夠適應各種角色，駕馭各種題材和人物，運用多種寫作手法……而不是讓自己始終保持某種“定勢”。當今某些女作家的“自戀癖”和“自閉症”，不僅妨礙了他們從“本色”向“角色”的跨躍，而且也妨礙了她們在“本色”領域裏的進一步拓展。因而我以為，女作家馬瑞芳在1996年的南京女性文學研討會上提出女作家要“走出閨閣”的問題，是十分適時的。(《作家報》1996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