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正式研究佛教，也是在他初步宦海，任大理評事（掌管刑獄的京官）簽書鳳翔府判官（佐助州官掌管文書）的時候，初習佛於同事王大年。他在《王大年哀辭》中說：“嘉祜末（1061年），予從事歧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予始未知佛法，君為言大略，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
東坡初入空門時，與其說他重在佛教的信仰，不如說是重在人生哲理的探求。他的作品最早寫到佛教題材的，是嘉祜六年（1061年）所寫的《鳳翔八觀》組詩。其第四首《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雲：
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
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
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
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
當其在時或問法，俯首無言心自知。
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結無言師。
《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敘述維摩詰向文殊等八千菩薩提出“雲何菩薩入不二法門”的問題，法自在等三十位菩薩皆用“言說”表述，維摩詰不置可否，於是三十菩薩要文殊表示看法。文殊說：“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文殊說畢。又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默無言。文殊讚歎道：“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而所謂不二法門在諸法門之上。蘇軾詩文所引釋典，以《維摩詰所說經》為最多，本詩僅是個開端，維摩詰居士示病於外而智慧充實於內，亦最為東坡所佩服。
蘇軾滿腹經綸，天才高峻，但在宦海中卻屢遭沒頂之災。究竟原因，在於蘇氏不投機取巧，不左右逢源，獨立不倚，剛正招禍，“道大難容，才高為累”（見《李方叔祭文》）。其妾朝雲嚐謂：“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東坡也夫子自道：“賦性剛拙，議論不隨”；“不善俯仰，累致紛紜”。正因為如此，他半世生涯都隻能在政治鬥爭的夾縫中過日子，動輒得咎，也正因為如此，他對佛老（老莊）思想（尤其是禪學）產生了濃厚的學趣，養成了隨緣任運，安然灑脫的人生態度。
東坡之喜禪，首先是要求靜心。現實世界帶給他無窮的苦悶和煩惱。在佛教中，他找到了擺脫這些苦悶和煩惱的方法，對人世進行超然的冷靜觀察，從而對一切苦難都無所掛礙，無所顧念，跳出矛盾糾纏之外，達到心泰神寧的妙境。物我兩忘，身心俱空。他入禪院，與其說是求佛佑，不如說是尋求內心的寧靜，亦即“淨心”、“安心”是也。
東坡前半生對佛教感興趣，與僧人交往，隻不過是文人當時以談禪為高雅的風氣使然。嘴上說禪，其內心卻是以“用舍由時，行藏在我”的正統儒生、正統士大夫自命。《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一詩就是明證：
天欲雪，去滿湖，樓台滅山有無。
水清出石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
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
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
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
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圓蒲。
天寒路遠愁仆夫，整駕催歸及未哺。
出山回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
茲遊淡簿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
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此詩確為佳作，山水如畫，清新而微寒之氣撲麵而來。這就是蘇軾通守錢塘，到官之日，即訪詩僧惠勤、惠思之作。名為找和尚談禪，實則到孤山尋詩。倘若子瞻此時像那些懷才自負，驕縱狂妄的士大夫；或是逐利失利，沽名成空的貪官那樣，借談禪來醫治自己的心病，那麼，肯定表達不出這種清寂的意境，淡薄的歡娛。也難以用客觀的筆觸，去淡淡勾勒禪房和浮圖。
所以，用“名尋道實自娛”這句詩來概括蘇軾前半期的禪學生涯，大概是恰當的罷。在這段時期，他的詩文更多地強調了禪學與儒學的一致性，認為“台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不離禪。”（見《次韻參寥寄少遊》）按《維摩詰所說經》雲：“一切文字即解脫相，勿離文字求解脫也。”《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五》亦雲：“文字是法身氣命，讀誦明利是圓家數息。”禪宗則強調心印，“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蘇軾折衷了佛門各宗的觀點，而強調了“雖居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換個說法就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這正是南北朝以來封建士大夫所肯定了的政治與宗教的統一。蘇氏讚同這個觀點、這種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