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說，他當年擔任台北“外交部”主管聯合國事務的條約司司長，1961年的9—10月間，隨同“外交部”部長沈昌煥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劉說：“……十月某日午後，我隨沈（昌煥）先生前往常駐代表團……到後不久，我有急公須往報告沈先生請示。當我手持文件，走到他的專用辦公室門前，聽到裏麵正在講話，經向外麵的秘書小姐打聽，知道是葉（公超）先生自美國某州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就走開等候。過了一陣，好像已講完了，我便再過去敲門入內，一見之下，我怔住了，但見沈先生鐵青著臉，一副眥目切齒的怒容。我問他：‘怎麼啦？’這時他隻氣急敗壞地向我說了一句話：‘真沒有想到一個代表元首的大使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他沒有再說下去，我當然不便追問……至於那通電話中究竟說了些什麼，我後來也從未再聽沈先生提起，也未再問過。但那天沈先生盛怒的神情，我確湊巧是唯一的見證者。”又說：“翌晨九時不到，我照例再去行邸上班，但這次情況有異，我按了幾次門鈴，佇候良久，才由住在行邸的李秘書過來開門，入內後但覺一片寂靜，而李秘書又是雙眼惺鬆，麵有疲態，我問他是否發生了什麼事，他強笑著說：‘沒有什麼，隻是睡得太晚。’我問：‘是有夜來訪客嗎？’他說：‘不是’，然後遲疑一會兒，說：‘是翻電報，搞了個通夜。’我以為那是有關政務的電報，便再問：‘是關於外蒙的事嗎？’他有些為難，欲言又止，終於笑而不答。我再問：‘何時及如何發出去的？’他說‘是天亮後，以電話讀碼發出去的。’……過了兩三分鍾，他又過來，說沈先生請我去臥室談話，我走過去，見室門是開著的，僅沈先生一人躺在臥床的被蓋中，看樣子好像尚未入睡，他向我說：‘你所知道的事，千萬不可對外人說出，因為這件事實在太不像話了！’我說：‘請放心，我本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所以，不會說的。’我請他趕快休息……過了幾天，我聽說葉先生奉命回國述職，當時我心中雖覺得有些奇怪，但仍不疑有他。葉先生自華府先到紐約，來沈先生處曾有密談，然後他出來準備去登機飛台，我送他到電梯口，並祝他一路順風，早去早回。那知再過幾天，就聽說他不回來了！究竟為什麼？沒有人能說出一個原因，我為此神傷多日，竟至感歎自己誤入宦途起來……”
對於劉藎章提供的線索，黃天才結合8年前在日本聽到的蕭昌樂的敘述，兩相比對，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當時在台北任蔣經國秘書的蕭昌樂那天早上所接收並翻譯的密電，正是劉氏在紐約所見“外交部長”沈昌煥辦公室李秘書所發，電報內容乃沈昌煥所親擬或口述，密告的對象就是葉公超。
對此，黃天才補充說，此事在媒體同行張作錦於1990年底發表在《聯合報》上的一篇題名《拒絕出版語錄》的短文中加以佐證。當年作為采訪記者的張作錦有一次參加了黨政集會的“讀訓”，聽到蔣介石在訓詞中痛斥駐外使節在外人麵前批評自己國家的領袖，是喪失國格和人格。張氏在文中明確表示：“大家都知道這指的是葉公超，而葉氏當時正以中央評議員身份，坐在台下讀訓……”因而，黃天才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當年激怒蔣公，並使蔣公急電召回葉公超予以免職的，是葉公超在美國對蔣公的不敬批評，似與葉公超不讚同否決外蒙一事無關，至少無直接關係。”
按一般常情推理，黃天才後來揭露的這些隱情秘事，由美返台後的葉公超應該是知道一個大體輪廓的，至少晚年有所感悟。就葉氏的性格論，此人習慣於“見大人，則藐之”。當他剛當上“駐美大使”之際，幾個從前的學生前來祝賀，他卻一笑，俯耳低聲說：“別提了，是賠本兒生意！”而這個賠本生意沒做幾天，葉就牛氣衝天，不把世界一切人等放在眼裏了。他曾對幾個相熟的哥們兒揚言道：“見了艾森豪（總統），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與肯尼迪（總統）晤談時，心想他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一個有錢的小開而已。”對於葉的性情與脾氣，與其在西南聯大共事的朱自清日記裏亦有記載，謂此人“喜怒無常、狂狷耿介。和他相處，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如此驕狂放浪之人，想來對流落孤島的蔣介石是不大會放在眼裏的，在洋人們麵前說一些狂話，甚至對風雨飄搖的蔣家王朝一番冷嘲熱諷，對蔣公本人進行人格侮辱性謾罵與挑釁，亦不是絕無可能。當這一切出格的言行，被忠於蔣的沈昌煥等輩得知後，葉的厄運就此到來。
葉公超後半生的悲劇固然值得同情，但就葉氏性格而言，除了朱自清所言的“狂狷耿介”，還夾雜著很大的外強中幹的軟弱成分，是一個敢做不敢當的主兒。縱觀葉的前半生，憑著搖筆弄舌於廟堂得誌，一旦謀得了高官厚祿便驕狂不羈，不知天高地厚地意氣用事，更忘了一入廟堂便終身為奴的潛規則，對賞賜給他官帽的主子在人前背後鄙視甚至亂罵起來。當一番表現和謾罵終於激怒了主子，一個下勾拳打過來，把其烏紗帽打翻在地時，葉公超原形畢露，捶胸頓足，彷徨山澤，嗟號昊天，一驚一乍地作報國無門的孤憤狀。其不知，無論是大陸還是台北，少了一個葉公超，會照樣開門辦學，廟堂議事，於黨於國毫發不損。隻是葉直到死都沒有看破官場的密鎖暗道，參透人生的禪機，忘記了自己頭上那頂迎風飛揚的高帽，本來就是靠主子賞賜所得，盡管不能像佛家所言“一切皆空”，但也屬於短暫和臨時性質。當其飄然落掉時，無須整日悲哉痛哉，竟至二十年未解心中的鬱結。就此一點論，葉公超比之傅斯年，可謂迥隔霄壤。傅氏也熱衷功名，但精神上卻能超越，孟子的格言：“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個話不是傅斯年單獨拿出來說給台大學生聽的，而是在他人生征途上服膺和實踐的座右銘。令人扼腕的是，宦海漂浮數十年，從來就沒有被納入蔣氏父子政治圈中的葉公超，到了撒手歸天的前夜，還在為自己沒有得到主子的賞識，反而中途罷黜而痛心不已，並為自己當初的言行追悔莫及。葉在最後遺言式的《病中瑣憶》短文中說：“生病開刀以來，許多老朋友來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淚。回想這一生，竟覺得自己是悲劇的主角。一輩子脾氣大，吃的也是這個虧，卻改不過來，總忍不住要發脾氣。有天做物理治療時遇見張嶽公，他講：‘六十而耳順，就是凡事要聽話。’心中不免感慨。”此話真令人感到氣短。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