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與前篇《形篇》為姊妹篇，主要闡述在強大的軍事實力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將帥的傑出指揮才能，積極創造和利用有利的作戰態勢，主動靈活，出奇製勝地打擊敵人，奪取戰爭的勝利。所謂“勢”，孫子認為就是兵勢，亦即根據一定的作戰意圖而靈活部署兵力和掌握運用作戰方式方法所造成的一種客觀作戰態勢，換言之，“勢”指的是軍事力量合理的積聚、運用，充分發揮威力，表現為有利的態勢和強大的衝擊力。本篇是孫子“勢”論的集中體現，包含有“勢”的定義，主要外在表現形態，實施的條件（“奇正”）以及具體的手段（“示形動敵”）等。孫子認為要造成有利的作戰態勢，關鍵在於妥善解決戰術上的“奇正”變化運用問題，指出“戰勢不過奇正”，用兵作戰必須做到“以正合，以奇勝”。而“奇正”關係又是變化無端的。所以，高明的將帥，必須根據戰場情勢的變化而靈活變換奇正戰法。孫子還充分考慮了“勢”與“節”的關係，主張在“任勢”時，要善於控製距離，捕捉戰機予敵以打擊。在“任勢”問題上，他認為隻有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擇人而任勢”，才能收到顯著的效果。同時孫子指出了造勢、“任勢”的主要手段——“示形”、“動敵”，即用謀略迷惑敵人，調動敵人，從而達到“出奇製勝”的目的。孫子的“勢”論，內容豐富，邏輯嚴謹，形象生動，充滿辯證思維的理性精神，在軍事學術史和哲學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韓非子說“勢者，勝敵之資也”。這個資本太重要了，“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既然是“時勢造英雄”，那麼兵學家同樣要對“勢”情有獨鍾，挖空心思琢磨“造勢”，處心積慮訴求“任勢”，把“勢”這個好東西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孫子寫《勢篇》，便是這方麵具有經典意義的論述。
孫子重視軍事實力，可他又認為光有軍事實力還不夠，關鍵在於如何把軍事實力淋漓盡致運用起來，發揮出來，也就是使靜態的“力”轉化為動態的“勢”。在孫子看來，所謂“勢”，就是“兵勢”，它作為中國古典兵學的一個重要範疇，主要是指軍事力量合理的組合、積聚和運用，充分發揮其威力，表現為有利的態勢和強大的衝擊力。換句話說，“勢”是戰爭指導者根據一定的作戰意圖，匠心獨運，靈活地部署使用兵力和正確地變換戰術所造成的有利作戰態勢。為此，孫子本人曾用十分形象的比喻來說明“勢”的特征：“勢”就是轉動大石頭從萬丈高山頂上推滾下來，或者是像湍急的流水以飛快的速度奔瀉，以至把河床上的石頭給衝得漂浮起來。“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在這樣強大“勢”的衝擊麵前，任何敵人都無法抵擋，遇之者毀，觸之者折，抗之者滅：“是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
孫子認為，合理的編組，有效的指揮，靈活的戰法，虛實的運用，這四者是“造勢”和“任勢”的客觀基礎；而快速突然和近距離接敵，造成險峻可怖的態勢，把握恰到好處的戰機，采取猛烈而短促的行動節奏，則是“造勢”、“任勢”的必有之義和最佳表現。即所謂“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弩，節如發機”。
要做到這一步，首要的任務是妥善解決戰術變換和兵力使用上的“奇正”問題。“用兵之鈐鍵，製勝之樞機”，這是古人對“奇正”地位與價值最富有詩意，也是最到位的總結。作為概念，“奇正”一詞最早見於《道德經》一書，老子說過：“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不過真正把它引入軍事領域並作係統闡發的，孫子當之無愧是第一人。中國古代的理論範疇一般都很模糊，追求的是一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混沌境界，“奇正”的情況也一樣，含義之蘊藉豐富，表述之隱晦曲折，令人回味深長，曲盡其妙。一般地說，常法為正，變法為奇；在兵力的使用上，用於守備、相持、鉗製的為正兵，用於機動、預備、突擊的為奇兵；在作戰方式上，正麵進攻、明攻為正兵，迂回、側擊、暗襲的為奇兵；在作戰方法上，循規蹈矩、按一般原則進行作戰的為正兵，偷雞摸狗、采取特殊戰法破敵的為奇兵；在戰略態勢上，堂堂正正下戰書、然後進兵交鋒為正，突然襲擊，出其不意，詭詐奇譎，像日本人在珍珠港玩的那手為奇。
孫子的高明，是他第一次用精辟又生動的文字描繪了“奇正”的要旨：凡是展開軍事行動，無論是進攻還是防禦，在兵力的使用上，一般要用正兵去當敵，用奇兵去製勝：“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而在戰術變換上，則要做到奇正相生，奇正相變，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變化無端，出神入化：“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在孫子看來，一名將帥如果能根據戰場情勢的變化來靈活理解和巧妙運用“奇正”戰術，做到戰術運用上正麵交鋒與翼側攻擊渾然結合，兵力使用上正兵當敵與奇兵製勝相輔相成，作戰指揮上遵循“常法”與新創“變法”互為彌補，那麼不管怎樣強大的敵人收拾起來也是輕鬆愉快，這就算是真正領會了用兵打仗的奧妙精髓，也為“造勢”和“任勢”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總而言之，一切都應該從實際情況出發，當正則正，當奇則奇，因敵變化，攻守自如，從而進入駕馭戰爭規律的自由王國。
孫子確立“奇正”這一範疇後，後世兵家無不奉為圭臬，廣為沿用和闡述。如《孫臏兵法》說：“形以應形，正也；無形而製形，奇也”；《尉繚子》說：“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操《孫子注》說：“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就是這方麵的例子。而到了《唐太宗李衛公問對》那裏，“奇正”範疇則有了新的豐富和發展。它對“奇正”論述更完備，分析更透徹，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這比孫子的“奇正”理論顯然更全麵、更深刻。但它依舊是祖述和發展《孫子兵法》的邏輯結果。
理解和運用“奇正”的重要性固不待言，而要在這方麵有所作為、獨領風騷，關鍵在於“造勢”和“任勢”，即積極發揮將帥的主觀能動性，使自己方麵的軍事潛能得到最佳的凝聚和施展，十八般武藝都拿將出來，掌握作戰的主動權，形成強大無比、摧枯拉朽的戰鬥力：“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在此基礎上把對手打得落花流水。
“造勢”、“任勢”是奪取戰爭主動權的關鍵，但如何在這個問題上把捏分寸，並恰到好處，乃是更為重要的事情。在社會生活中，有些人凡事愛走極端，考慮問題常常偏頗化、片麵化，矯枉過正，所以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強調“過猶不及”，主張“無過無不及”，希望大家能夠避免這類思維誤區，克服這類偏激做法。可惜的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似乎效果並不理想，氣得孔子連聲悲歎“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好在孫子不是尋常人，他的眼光自然非同一般，他完全考慮到了如何使“造勢”、“任勢”恰到好處，即正確處理“勢”與“節”的關係，盡可能以“節”去製“勢”。
孫子認為，“勢”與“節”兩者之間互為關係，相輔相成，有“勢”而無“節”，不能發其機，“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有“節”而無“勢”，則不能逞其威，“龍遊淺水受蝦戲，虎落平陽遭犬欺”。“勢”要險，即應該快速、突然、迅猛；“節”要短，即應該近距離發起最猛烈的攻擊。隻有做到節量遠近，掌握時機，把捏分寸，正中其宜，才能充分發揮“勢”的強大威力，真正擁有“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戰場主動地位。
孫子談“勢”、“節”，本質上是追求積極造勢與把握分寸的有機統一，是一個如何掌控“度”的問題，“極高明而道中庸”，這是真正的用兵大藝術，人生大智慧。人之患，在於觀察問題的一點論，隻見其利，不見其害；隻見其可，不見其否；反之亦然。孫子最瞧不起這種戰略短視，指出以偏賅全、以長飾短是用兵的大忌，致敗的根源。這時候就要有一個“度”來中和、緩釋思維上的偏激性，節製行動上的放任性。他說：“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其實，勇於犧牲，善於保全，同仇敵愾，廉潔自律，愛護民眾等，本來都是身為將帥者應該具備的優良品德，本身並沒有什麼過錯。可是一旦失去節製、過了尺度的話，也就是說假如發展到“必”這一程度的話，那麼其性質也就起了轉化，走向事物的反麵，而成為“覆軍殺將”悲劇發生的起因了，所謂“真理越過一步，便就成了謬誤”。另外像軍隊治理上既主張“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問冷噓暖，關懷備至，又反對“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放任自流、嬌慣寵愛；作戰指導上既強調“勝可知而不可為”，又肯定“勝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鬥”等，也均是孫子以“勢”、“節”大局觀考慮問題，謀劃方略的必有之義。可見有人在孫子頭上加冕“樸素辯證法思想家”這項桂冠，並不能說是一點不著邊際的做法。
“造勢”、“任勢”的主要手段，在於巧妙“示形”，機智“動敵”，即用謀略去迷惑欺騙敵人，調動控製敵人，從而達到消滅敵人，保全自己的目的。這是孫子在本篇中想要告訴我們的第三層意思。
戰場上兩軍對壘，生死相搏，敵我雙方在主觀上都沒有例外地致力於“造勢”和“任勢”，爭做勝利的主宰，但是誰能夠成功做到這一點，就看誰能夠真正廣施權變，示形動敵，出奇製勝，即究竟誰是“騙人者”，誰是“受騙者”。
“兵者詭道”，“兵以詐立”，喋血沙場，不相信眼淚，“勝者王侯敗者寇”，這時候如果同敵人講什麼信義，比什麼道德，說什麼仁慈，那麼隻能自己吃虧，喪師辱國，禍不旋踵。在孫子看來，要奪取戰爭的勝利，就必須拋棄一相情願的“仁義”，真正按軍事鬥爭的規律辦事，四兩撥千斤，乾坤大挪移，踐行“詭道”“示形動敵”。
所謂“示形”，就是偽裝和欺騙，即隱蔽真相，製造假象，讓敵人乖乖地中計上當。所謂“動敵”，就是實施機動，調動敵人，即牽著敵人的鼻子走，使其最後陷入失敗的命運，任你齊天大聖一個筋鬥翻去十萬八千裏，可就是逃不出我如來佛的手心。用孫子自己的話說，這便是“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在這裏，“示形”是“動敵”的前提和基礎；而“動敵”則是“示形”的最佳效果。很顯然，成功的機動是“造勢”、“任勢”的中心環節，它的目的在於創造和利用敵人的過失或弱點，積極爭取主動，形成優勢的地位。一有機會就咬住敵人的脖子，絕不放鬆，直到咬斷他的喉嚨，讓他兩眼翻白直挺挺伸腿死去為止。
孫子指出，示形動敵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自己要做到組織編製嚴整，將士素質優良，整體實力強大。即所謂“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隻有具備了這樣的前提條件，軍隊欺敵誤敵，實施機動才有可靠的保障。在此基礎上，指揮員發揮主觀能動性，製造假象迷惑敵人，施以誘餌調動敵人，然後集中優勢兵力，伺機攻擊敵人，“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從而達到出奇製勝的目的。值得附帶指出的是，《老子》曾說過：“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孫子的示形方法與《老子》之言頗有相通之處，這表明孫子高明軍事思想的形成，乃是借鑒汲取前人思想精華的結果。這種文化繼承發展現象應引起我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