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論述在一般情況下奪取製勝條件的基本規律，其中心思想是如何趨利避害，保證軍隊在開進和接敵運動過程之中，爭取先機之利，力爭掌握戰場的主動權，立於不敗之地。孫子十分重視對有利作戰地位的爭取，並從辯證思維的高度，論證了“軍爭”的有利麵和不利麵，主張要善於做到“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強調做好對軍爭充分的了解和準備，即察知“諸侯之謀”，得“山林、險阻、沮澤之利”與重“用鄉導”。在爭奪主動權的過程中，孫子要求指揮者堅持和運用“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的原則，做到“懸權而動”。孫子還充分重視統一號令的意義，提倡軍隊進退攻守必須具備明確的標識和要求。為了對確保戰爭主動權的掌握，孫子主張在軍隊行動過程中，貫徹“四治”的具體要求，其中“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的主張，已成為著名的軍事原則，為後人所重視和廣泛運用。本篇結尾處，孫子歸納總結了八條“用兵之法”。這些原則，雖然帶有一定的階級、時代的局限性，但從總體來看，大都經受住了曆史的檢驗，成為我國優秀軍事文化傳統中的重要精神內核。
與《九變篇》主要論述作戰“變法”問題有所不同的是，《軍爭篇》集中討論了軍事行動中的“常法”問題。如軍事後勤保障上的“常法”：“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作戰指導上的常法：“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發揮軍隊戰鬥力的常法：著名的“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等“四治”理論。統一號令和嚴格戰場紀律的“常法”：“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以及用兵製勝的一般性“常法”，所謂的用兵八戒等。由此可見，本篇所有文字都是圍繞作戰“常法”問題而層層遞進、依次展開的，是探討爭奪先機之利的精彩篇章，在《孫子兵法》全書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以下我們就本篇一些重要軍事觀點作具體的分析：
1.關於爭奪先機之利問題的辯證認識
孫子高度重視對有利作戰地位的爭取，認為這是掌握主動權，贏得戰爭勝利的重要條件，同時他又從辯證思維的角度，充分論證了“軍爭”的有利和不利，主張在軍隊開進過程中，要善於做到“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考慮各種客觀因素，通曉利弊關係，調動敵人，“後人發，先人至”，先敵占取有利戰機。指出這樣才算是“知迂直之計者”。為了確保軍爭的順利成功，孫子強調作好各方麵的充分準備，即了解“諸侯之謀”，察知“山林、險阻、沮澤”等地形條件，任用“鄉導”，以及搞好“輜重”、“糧食”、“委積”等後勤保障等。
對普通人來說，了解“軍爭”的有利麵並非太困難的事情，然而能懂得“軍爭”的不利處，卻為數寥寥。所以孫子在篇中著重指出了爭奪先機不當而可能引起的後果，分別列舉了“百裏而爭利”、“五十裏而爭利”以及“三十裏而爭利”、一味蠻幹的危害。這表明孫子的論述，既照顧了全麵，又突出了重點，他是真正把握用兵精髓的思想巨人。
戰國時期趙國名將趙奢率軍大破秦師的閼與之戰，可謂是曆史上成功運用孫子“迂直之計”的光輝典範。在這次作戰中，趙奢“以迂為直，以患為利”，避開強秦的兵鋒，越過險阻，輕裝急進，神速地搶先占據了有利陣地北山，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奪得勝利，使秦國蒙受了一次戰國以來少有的嚴重挫折。所以，此戰後來也被作為“示緩而先據要地”取勝的成功戰例，對孫子的“軍爭”理論作出了實戰詮釋。
即使是在現代戰爭條件下，孫子的“迂直之計”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印巴戰爭中，印軍成功運用“以迂為直”的戰術，縱深迂回，分割、包圍巴軍，攻占達卡，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這是在當代對孫子“軍爭”思想的高明借鑒和運用。
2.關於“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的作戰指導原則
為了奪取先機之利，孫子要求作戰指揮者在軍隊接敵運動過程中，自始至終堅持和貫徹“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的指導原則，達到這樣的理想境界：有利可奪時，軍隊行動“其疾如風”；無利可奪時，軍隊行動“其徐如林”。一旦進攻，要像烈火燎原，無堅不摧；一旦防禦，要像山嶽聳峙，巋然不動。需要隱蔽時，要做到如同陰雲蔽天，使敵人無從籌措；需要衝鋒時，要做到如同雷霆突鳴，使敵猝不及防。一切“懸權而動”，唯求所向無敵，戰勝強敵。孫子這一作戰指導原則，文字不多，但內容精辟，它不但回答了奪取先機之利的條件和主要手段，而且也概括包舉了孫子製勝之道的主要內涵和基本特征：
所謂“兵以詐立”，是說用兵的根本特征在於詭詐奇譎。不詭詐無以成功，宋襄公式的“仁義”隻會導致“覆軍殺將”，貽笑天下。短短四字，將軍事鬥爭的屬性揭示無遺，真是高屋建瓴，振聾發聵。
所謂“以利動”，說的是從事戰爭當以利害關係為最高標準。有利則打，無利則止，一切以利益的大小為轉移，這實際上反映了孫子的戰爭宗旨，是其新興階級功利主義立場在軍事鬥爭原則上的具體體現。
所謂“以分合為變”，這指的是孫子製勝之道的重要手段。中心含義是靈活用兵，巧妙自如地變換戰術，或分或合，“懸權而動”，掌握戰場主動權。它是“兵以詐立”的必然要求，體現了孫子兵學注重靈活變化，講求出奇製勝的精神風貌。
孫子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這就是它從根本上劃清了同《司馬法》為代表的舊“軍禮”的界限，正確揭示了軍事鬥爭的基本規律。在中國古代兵學理論發展史上，《孫子兵法》是一次革命性的變革，這種變革的核心，其實便是觀念更新。其基本特色就是對西周以來舊的軍禮傳統的徹底否定，全書上下貫穿著理論創新、與時俱進的基本精神，具體表現為它揭去了溫情脈脈的“禮樂”麵紗，毫不掩飾地把“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的原則公之於世，不諱言“功利”是用兵打仗的出發點，從而放開手腳，理直氣壯地在軍事行動中進行算計，進行欺騙。對於這一點，不少後人是洞若觀火的。南宋鄭友賢《孫子遺說》中的一段話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說：“《司馬法》以仁為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為變。”最為貼切地區分了兩者不同的特色。從這個意義上說，孫子兵學不愧為迎合“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時代要求的傑出代表。
在春秋中期之前，西周社會的古典禮樂文明，表現在軍事領域中，就是以一整套“軍禮”來指導、製約具體的軍事行動。盡管進入春秋之後，這種軍禮的外在形式和內在宗旨已經多少受到衝擊，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還是願意遵從“軍禮”的一般原則的。這種“軍禮”的總綱，便是《司馬法》上所說的“以禮為固，以仁為勝”。它確定的戰爭宗旨是“征伐以討其不義”，開展軍事行動要堂堂正正，不許用奸使詐，“不加喪，不因凶”，人家新死了國君，或者糧食歉收、經濟困難，你都不能去打；一旦戰場交鋒，必須雙方擺好陣勢後再開打，別老想著偷雞摸狗占人家的便宜，“成列而鼓”，“偏，一麵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麵，鳴鼓而戰，不相詐”。戰爭善後要“服而舍之”，即打了勝仗，不能滅人家的國家，不能絕人家的社稷，而要“舉賢立明，正複厥職”，立一個新的統治者來恢複秩序，安定國家。對此，漢朝人班固在《漢書·藝文誌·兵書略》中有很準確的概括：“及至湯武受命，以師克亂以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殊不知這恰恰是當時戰爭遵循溫和“軍禮”原則的具體表現，是“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戰爭觀念反映到戰爭實踐的必有之義。用《國語·周語》中所引郤至的話說，就是“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
然而，到了春秋中後期，整個時代條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時，名義上“天下共主”的周天子的權威早已喪失殆盡，新興階級勢力的勃興，使得戰爭的麵貌有了完全的改觀，其中最大的特色是軍事行動逐漸擺脫了“軍禮”的束縛，詭詐戰法開始普遍流行起來。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巨大的變化？這首先是軍隊的成分發生了改變，以前可以說是士兵的素質比較高，當時周朝定下的規矩是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這些國人都接受過六藝的教育，駕車、射箭都是他們的必修課，都懂得貴族的禮節；到了後來，戰爭的規模擴大，軍隊的數量也如同發了酵的麵包似的一個勁地擴大，當時隻要是有胳膊有腿的健康人，幾乎都被拉進去了，都可以當兵。這些人絕大部分是目不識丁的“野人”，根本沒受過貴族化的教育，沒學過什麼六藝，對他們來說，貴族那一套文質彬彬的東西與自己毫不相幹，“軍禮”嘛，最好還是撇到一邊去。總之，軍隊中的貴族少了，小人卻大大增多了，為貴族而設置的“軍禮”自然要被冷落，甚至拋棄。
二是戰爭的宗旨變了，戰爭的目的變了。過去從事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爭霸，並不是為了消滅對手。隻要能建立起霸權，讓別人表示順從聽話，其他的問題都可以商量，完全不必拚個你死我活。所以溫文爾雅是可以的，鞠躬如儀是正常的。可是從春秋晚期起，爭霸不再時髦了，兼並才是領導時代發展的新潮流，原先是圖個虛名的爭霸戰爭，現在變成了爭奪土地、劫掠財富和人力資源的兼並戰爭，各種卑鄙下流、陰險毒辣的手段都要使用出來。“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軍禮是越少越好，壞人是越來越多，好人想要自己做好人也做不成了，一個是別人不允許，大家都是烏鴉，憑什麼讓你當白鶴，要黑大家一起黑，誰也別冒尖出風頭；另一個是自己的心理也不會平衡，與其做好人受凍挨餓遭白眼，渾不如“殺人放火受招安”。
三是武器裝備和作戰方式變了。以前打仗的方式是車戰，車戰必須先擺陣勢，不擺好陣就不能打，這是密集大方陣傳統戰法，機動性很差，適合於大家客客氣氣交手過招。現在步兵重新崛起，又成為軍隊的主力兵種，它比較靈活，機動性要強得多，可以不必像車兵那樣先排陣後開打。後來出現的騎兵更是雷厲風行，更講究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兵種變了，作戰方式也要隨之變化，作戰方式變了，則作戰觀念也得跟著變，這是多米諾骨牌效應。另外，地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前主要在是黃河中下遊平原打，大平原地勢平坦，打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的車戰最合適不過，可現在到了丘陵地帶、江河湖澤地帶，就根本不能再用以前那種排兵布陣的方式了，“車不馳，徒不趨”全成了過氣的招法，“軍禮”當然要退出曆史舞台。最最要命的是，車戰在這時遇到了一個最大的克星，這就是強弩的出現，駕車的馬匹、車上的甲士全成了飛蝗般的箭鏃的活靶子，貴族再有涵養，也經不得這麼大的殺傷，隻好不情願地與“軍禮”說“拜拜”了。
四是戰爭地域的擴大。在春秋前期，打來打去，就是這麼有限的一塊戰場，就是齊國、晉國、秦國、楚國還有鄭國、宋國、魯國等。可是到了後來，吳國、越國、中山國都先後冒出來了，戰場開始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淮河流域伸展。這些戰場上的新角色仿佛沒爹沒娘教養的孩子，風裏來雨裏去，摸打滾爬終於長大成人，沒有背上周禮那麼沉重的包袱。這樣一來，戰爭中就不再有那麼多的君子之風，詭詐之道越來越風行，而主張保持貴族的尊嚴，提倡打堂堂正正之仗的宋襄公成了不合時宜的醜角，隻配給自詡高明的人嘲笑、譏諷了。這就是班固所概括的時代兵學風氣：“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
新的時代，就有新的戰法，在新的戰法麵前，舊“軍禮”的老調子便彈不下去了，這正如《淮南子·氾論訓》所說的那樣：“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這時便需要有新的兵學理論來作指導，即所謂“千家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這叫做“與時俱進”。而《孫子兵法》的誕生，正是這種時代氛圍之下的必然產物。
孫子戰爭觀的詭道原則，應該說是對戰爭本質屬性的深刻反映。戰爭的藝術魅力在於，戰爭雙方鬥智鬥勇，隱形藏真，欺敵誤敵，變化莫測，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放過任何可以擊敗對手的機會。所有這些，都表明了戰爭是一種多變、靈活，無固定模式，不講究繁文縟節的特殊社會活動，詭詐奇譎是戰爭的本質特征。而孫子“兵以詐立”的思想，其核心乃是強調以靈活的戰術、快速的機動、巧妙的偽裝來造就優勢主動的地位，在複雜、激烈的軍事鬥爭中成為勝利的主宰，“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它的提出，無疑是對業已過時的“軍禮”傳統的徹底否定，是戰爭觀念上的一個重大突破，本身就是一次創新，一次革命。換句話說，孫子的詭道論，深刻揭示了戰爭活動的本質屬性，是中國古典兵學思想發展上的一次質的飛躍，也是《孫子兵法》區別於“宗仁本禮”古司馬兵法，而成為劃時代兵學經典的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