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濤對李全有和王浦生說：“現在你們是我的下級，我是你們的長官，你們隻有服從我的本分。”
此刻叫趙玉墨的女人從簾子那邊走進來，溫情地看著每個男人，似乎她是一個大家庭的年輕主婦，希望能調停正鬧不和的男人們。
英格曼神甫記得自己當時對那女人微微一點頭，刹那間忘了她低賤的身份。他感覺由於那個女人的出現，男人們的氛圍變了，一股由對立而生的張力消減下去。其實她什麼也沒說，也沒動，帶一點兒女人不講原則的微笑，惋惜地看著男人們：和和氣氣的多好，什麼值得你們扯破臉？
英格曼還記得自己當時說，如果手榴彈拉響，日本人指控教堂庇護中國軍人，教堂收留難民的無辜慈善之舉，將會變成謊言。最重要的是，激怒了占領軍，他們會夷平教堂，包括它庇蔭下的十六個少女。她們是戰爭中最柔弱的生命，一旦成為犧牲，將是最不堪設想的犧牲。
然後，他告訴他們從安全區回來的路上目睹了什麼。當時法比開車從小巷繞路回教堂，碰見幾十個日本兵圍在一個門廊下，正扒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的衣服。他叫法比馬上停車。他搖下車窗，探出他穿教袍的上半身，用英文大聲叫喊：“停止！看在上帝的份兒上！……”日本兵就把他們兩個眼證給滅除了。他平鋪直敘地把事件講完又說：“本來不想告訴你們這個令人不悅的事情，但我想讓你們明白，我們——希望也有你們，所做的一切，都以不危及女學生們的安全為準則，收留你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危及了她們，更何況你們還藏有武器。”
戴濤和另外兩個軍人都沉默了。他當時陪著他們沉默了一會兒，讓他的話在他們的腦子裏滲一滲，才離開了地下室。當天下午，戴濤把那顆手榴彈交給了他。就是那時，他和年輕的中國少校交談了上海撤退和南京失守，奇怪得很，叫戴濤的陌生軍人恰是在英格曼最渴望交談時出現的。那半小時的談話，雙方情緒興致那麼對接，非常罕見。
此刻英格曼裹緊鵝絨起居袍，打算回自己居處睡覺。他端著蠟盞沿著樓梯下到大廳，卻聽見門鈴在響。他立刻回到樓梯上，撩起黑窗簾，打開朝院子的窗戶。
法比已經趕到門口，正在和門外的不速之客對話。說是對話，外麵的人隻用門鈴來應答法比的“請問有什麼事嗎？……這裏是美國教堂！……沒有糧食、燃料！……”法比每發一句話，門鈴的應答就更增添一些惱怒和不耐煩，有時法比短短的句子還沒結束，就被打斷，幾乎就是在用門鈴跟法比罵架。
英格曼飛快地下樓，穿過院子，拉上《聖經》工場的門，又檢查了一下撞鎖是否鎖嚴實了。他突然意識到，上鎖反而不安全，入侵者總是認為值得鎖的地方都藏有寶貝，必然會強行進入，這樣反而給閣樓上藏身的女孩兒們增添了危險。他掏出掛在皮帶上的一串鑰匙，哆嗦著手把一把一把的鑰匙試著往鎖孔裏插。最終把門打開，摸黑進去，對著天花板說：“孩子們聽著，無論發生什麼，不準出聲，不準下來！”
他知道女孩兒們聽見了，轉身向廚房跑過去。
“日本人來了，不準出聲，一切由我和法比對付！”
他聽見某個女人說了半句話，想打聽什麼，又馬上靜下來，不是被捂住嘴，就是被輕聲喝住了。
英格曼神甫在去大門口的路上想好了自己的姿態、語調。在離大門口五步遠的地方站住，深呼吸一下，對仍在徒勞喊話的法比說：“打開門。”
法比回頭看一眼英格曼神甫，被神甫從容淡定的聲音和步態鎮住。神甫似乎等的就是這一刻，要親自看看，在他的感召力麵前，有沒有不被征服的心靈，有沒有不回歸的人性。
因此當大門打開，迎著入侵者走來的是一個白須白發、仙風道骨的老者，他寬恕一切孩子，各種肌色的，各種品格的，無辜的或罪惡的。日本兵在按門鈴集聚起來的怒氣，似乎被英格曼神甫接受一切的微笑釋放了出去。
“我們餓！”帶頭的日本下等軍官用滑稽的英文說道。
“我們也餓。”英格曼說。以憐惜普天下所有的喊餓的生命的那種泛意關懷：“並且幹渴。”他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