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他爺爺不一樣，孫皓喜歡弄點事情出來。剛開始當皇帝，還很發憤圖強，很勵誌，“撫恤人民”，“開倉振貧”，“減省宮女”，頗有點政績。漸漸就不太像話，開始擺譜了，開始對自己的住處感到不滿意，開始大興土木，開始大擺皇帝威風。到了這年“夏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新宮又稱昭明宮，太初宮西有太子西園，還有冶城和石頭城，又進一步“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巡繞堂殿”，結果自然就是史書上記載的“窮極伎巧，功費萬倍”。
孫吳時期的南京，由多所不同性質的宮城壘構而成，雖然在《建康實錄》中，也述及一條都城軸線，從苑城南門經宣陽門至朱雀門，因為隻是後代文獻，與“都城周二十裏一十九步”的記錄一樣，並不確切。作為一個國家的首都，建業城還有待於逐步完善，《世說新語》上就有這樣的故事：
宣武移鎮南州，製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製置紆曲，方此為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這裏說的宣武是東晉的桓溫，王東亭則是寫《伯遠帖》的王珣。這段對話為研究者所重視，被認為是早期南京城形製不規整而且禦道紆曲的證據。東吳亡於280年，東晉從317年開始，相差隻有三四十年。很顯然，東晉時期南京城的不規整，不是想象中那樣橫平豎直，恰恰是孫吳多宮製的生動寫照。東晉對於東吳自然會有繼承關係，孫吳的多宮建築風格，很難一下子全部消除，因此東晉雖然是從西晉演變過來，已經有了大量的北方元素，它的新都不像中原都市那樣“街衢平直”，“阡陌條暢”，也就在情理之中。
事實上，在東吳的南京城中，因為有太初宮，有苑城，有昭明宮，有太子西園，還有太子南宮。這幾處宮苑之間，顯然不可能存在著明確的中軸線，多少有些七零八落。加上孫權一直崇尚簡樸，在城市建設上缺少創新和想象，基本上也是能湊合就湊合。孫吳時期的都城建業，在總體格局上，除了“江左地促”，不能和當時北方的中原相比，應該還與中國古代都城的“多宮製”傳統有關。
多宮製屬於中世紀之前的築城風格，譬如漢長安古城，就是典型的多宮製都城，城內大部分空間都被名稱各異的宮殿占據，不同功能的宮殿，分布在都城的不同部位，它並沒有像後來的魏晉，以及更後來的明清皇城那樣，把主要建築都集中在一個大的宮城之中。又譬如東漢的洛陽城，能夠確認的獨立宮殿區，至少也有南宮北宮和永安宮，這種形製無疑都還屬於多宮製。
因此，與後來的皇城相比，建業城對古代的繼承更多，它更傳統更古老，同時也相對陳舊和落後。東吳時期的南京城，在某種意義上，既代表著一個新的南方都市誕生，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古代都城的最後絕唱。很顯然，就都城的設計而言，在城市規劃和建築風格上，它已經遠遠落後於北方的曹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