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自大”這個成語來自司馬遷的《史記·西南夷列傳》。原文：“夜郎王與漢使曰：‘漢孰與我大？’”意思是說：夜郎國君對漢朝使者說：“你們漢朝大呢？還是我們夜郎國大呢？”這樣，“自大”的名聲2000多年以來就一直戴在了夜郎頭上。然而，有關夜郎國的曆史情況，知道的人卻並不多。
“夜郎古國”，不管它是國家也好，或者仍然不過是一個原始部落聯盟也好，但至少在戰國時期至西漢河平年間，的確存在了250多年，“夜郎王”雖因說了“漢孰與我大”的話，以致貽笑2000多年。不過，從當時“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所有精兵，可得10餘萬”等情況看，他確實是有自大的理由的。
然而，“夜郎古國”距今畢竟有2000多年了，在中國正統史家的筆下，對這樣一個化外“南夷”小國的事跡，雖有記載，卻往往不是很詳細。加上以後以“夜郎”為地名的，時過境遷，已經不是當年舊地。這就使後來的學者眾說紛紜，連“夜郎古國”的確切位置，也沒有人詳細知道了。
關於“夜郎國”及其“國都”，一種看法是沿襲清人鄭珍在《舸十六縣問答》一文裏提出的“今安順府地即漢夜郎縣”這一觀點而稍作發揮，或說在安順北部；或說在安順、鎮寧、六枝一帶；或說在安順縣東南廣順。
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夜郎國”及其中心區應在今貴州西南及六盤水地區，其東南境到貞豐、望謨、冊亨一帶。有人還依據《安順府誌》和《威寧縣誌·夜郎縣考》上的論述推斷：西漢成帝河平中，太守陳立斬“夜郎王興”時所到的且同亭，就是“夜郎國”的政治、軍事機構所在地，它約在今貞豐、望謨一帶，甚而指稱“與北盤江會於貞豐之者香，即夜郎國都也”。
不過，圍繞古代典籍的有限記載進行考訂的傳統方法，已經很難有新的突破，即如上述幾種觀點，大都隻是沿襲明清學者的說法而已，且其中很多都有難以自圓之處。新中國成立以後，貴州、雲南等地的考古發現，則為探索夜郎故地打開了新的局麵。眾多的考古發現，不僅證實了“夜郎古國”的存在，而且還印證了“夜郎國”中心在貴州西部。尤其令人振奮的是，《史記》、《漢書》都提到過的“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中的“滇王”之印，早在1985年已從雲南晉寧石寨山六號墓中發掘出來。人們可以期待，隨著貴州地方考古工作的全麵展開，雖然不一定能將2000年前的“夜郎王之印”和《華陽國誌》上留名的“夜郎莊王墓”發掘出來，但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古夜郎遺物、遺址重見天日，並且為人們提供更多、更有說服力的相關材料。
此外，從民族學的角度切入，是解開“夜郎”古國之謎的又一突破口。因為，在夜郎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越人、濮人及少數氐羌人等，他們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貴州、雲南、四川、廣西一帶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是與這些民族的先民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近年來，通過對數以百計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數民族的古歌、傳說的翻譯和研究工作的全麵展開，從而也為我們傳遞來不少有關古夜郎國情況的信息。如解放後貴州畢節地區翻譯的水西彝文巨著《恩布散額》及《水西製度》、《洪水泛濫史》等中，就有關於彝族六祖後裔約在戰國時期遷入夜郎地區的記載。
而對於與“夜郎文化”有關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廣西壯族西部文化（特別是桂西地區古代文化）的綜合、比較研究，也有助於克服重犯“夜郎自大”、眼界狹窄的毛病，給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觸發和啟示。因此，“夜郎文化”並不是孤立地發展起來的，它和這些比鄰地區的文化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如1957年在貴州赫章縣可樂區輔初出土的西漢中期銅鼓上，其造型和鼓飾船紋、牛紋和羽人，就與雲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銅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區的銅鼓、廣西西林銅鼓葬使用的銅鼓，多有相似之處。
工作者們為探求夜郎古國投入了大量心血，遺憾的是，由於未能找到夜郎王族或主體臣民的墓葬群，所以一直難以獲得圓滿的答案。籠罩在夜郎古國身上的重重迷霧，還有待於人們進一步撥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