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電器集團公司是珠江三角洲上的一家大企業，年產微波爐200萬台，在亞洲是最大的微波爐廠。上層管理人員除了羅廠長外，其餘都是香港員工。我想：香港員工一定很公正、很文明、很有修養。在我還沒有正式錄取成為成功廠員工的第一天，要接受香港總公司市場部經理的考察。首先人事先生通知我在3號會議室等候。我已經接受過很多次這樣的考察了。心裏十分坦然，就像一名優秀的演員在上台演出前那樣一種感覺。市場部經理來了，這是位二十五六歲的小姐，但那走路的姿態絕對不能用娉婷、婀娜、姍姍……這樣一些美好的語彙來形容。她臉拉得很長，如臨大敵，那走路的英姿像香港警察或者像鬼子進村時的正步走。不過她手上沒有端著上了刺刀的三八大蓋槍，而是端著個大記錄本。她給了我一張名片，名片上的名字叫李淑女。
李小姐坐在我的對麵，審視了一下我填的求職表，突然往我的麵前一摔，狠狠地瞪著我。平常人發怒瞪人是眼球往外凸，李小姐不是，是往裏凹，從那凹進眼窩裏的眼球上折射出一種陰森的光，那光是藍幽幽的，像沉沉夜色中深山老林裏的狼眼，她瞪了我一陣，突然聲色俱厲，似乎她對麵的我不是求職者，而是受審的罪犯，或者是突然被發現的竊賊、間諜。
“你來幹什麼？”
我莫明其妙：“我是來求職啊。”
李小姐把手上的大記錄本往桌上狠勁一摔：“你係（是）來求職嗎？你搞了好幾個廠，來我這裏你就會同時推銷幾家廠的產品，一隻腳踏幾條船，係（是）不係（是）？”
我無從回答，我怎麼也想不到香港小姐如此專橫，也會強加於人某種無中生有的罪名。香港人對中國內地20多年前掀起的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比內地人還要深惡痛絕，可是這位李小姐待人的態度跟“文化大革命”造反派頭頭有什麼不同？平心而論，我來此求職和原來到那些廠一樣，真的是一心赴實而來的，平白無故地蒙受傷害，心裏真不是滋味。我想反唇相譏：你怎麼知道我會一隻腳踏幾條船，你難道比我更了解我嗎？但我沒有這樣說，而是異常冷靜地說：“一隻腳踏幾條船少了，我想一隻腳踏一百條船，可惜，我沒那個能力，我隻能幹好一家廠的推銷，多半家廠都照顧不過來，您剛才過高地估計了我。”
李小姐臉上毫無理由地怒容收斂了，口氣稍微緩和了些，說：“好了，我再問你，你有什麼推銷手段？”
我說：“我沒手段，我隻靠意誌、體力和對聘用單位的責任感！”
“就這些？”
“就這些！”
“嗯——哼！”香港小姐聳聳肩，兩手一攤：“好了，你上班吧！”
那天中午，我拿著飯卡，第一次到飯堂吃飯，我若無其事地走上台階，正要進門，曾經接待過我的人事先生從門裏躥出來，如狼似虎，眼珠子瞪得像牛眼，手指頭點著我的鼻子，聲嘶力竭：“滾出去！”
這多像當年的日本鬼子對中國勞工喊“八格呀嚕”啊？我嚇出了一身冷汗，但不知所以然：“我來吃飯啊。”
“滾出去！”
我看看表，已經12點了，我並沒有來早啊，這時吃飯的鈴聲響了，上千名D級、F級員工帶著滿身的臭汗蜂擁而至，人事先生不再管我了，我這才注意到，我的手表比飯堂的鈴聲快了半分鍾。這裏吃飯是有極嚴的規矩的，前門進，後門出，水泥地上畫著兩道黃線，前門後門黃線兩側都有保安，誰無意之中腳踩了黃線保安衝過來“啪”就是一掌。提前半分鍾進飯堂者警告，警告兩次者開除，那人事先生和保安就像過去電影小說中描寫的資本家的狗腿子，怒目金剛般監視著全廠員工。
吃過午飯，我正躺在宿舍床上猶豫：這樣惡劣的企業氛圍值不值得我在這裏幹？“咣！”從門外撞進個人來，此人二十七八歲，小個、大分頭、戴副眼鏡，扛著個旅行袋。
他把旅行袋往另一張床鋪上一撂，笑嘻嘻著說：“哈！昨晚在福建花100塊玩了個小姐，是你們東北的，體驗生活嘛。你叫邰勇夫是不？”
“叭叭”甩給我兩袋小食品。我趕緊從床上坐起來打招呼：“你好！”
小個子自我介紹：“我叫楊建初，比你早來幾天，下午開會給推銷員分片。你沒去找領導活動活動？”
我說：“羅廠長的意思讓我管新疆。”
楊建初：“哎，你可別去別去，那地方少數民族地區，路途遙遠，市場不好，沒意思。”
我說：“我跟羅廠長說了，希望跑湖南。”
楊建初：“對！聽說你家在湖南，住在家裏搞推銷，每天睡大覺，一台銷不出去也有一天90塊錢補助，給省長做都不幹！”
我問：“你想管哪？”
楊建初：“隨他分吧，台灣來的港方廠長、中方廠長我都一一拜訪了，不會給我太差的地方。”
下午上班時間快到了，我說：“走吧，早點過去。”
楊建初：“等等，別忙別忙。”楊建初從旅行袋裏拿出個小收音機來，“嘰裏咕嚕”調台，選定一個正在播放歌曲的波段上，把聲音調大：“怎麼樣？——五波段——半價——150塊，賣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