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時期，人類的先祖在長期的勞動過程中，逐漸學會依靠眼、耳、手、足等感覺器官來判斷事物的量，並在創造出第一件“工具”時，類人猿才真正脫離動物世界而進化成“人”。為了生存和繁衍，原始人群根據不同的需要，為了擴展自身器官的功能以抵禦外界的侵擾和獵取各種不同的野生動物，因而製造出各種工具，如大小不同的砍砸器和帶尖有刃的刮削器等。這些石器盡管粗糙，但在製作時已有長短、大小、厚薄、銳鈍等不同量的概念了。
計量活動是用數值來表示事物的量，因此，最早的測量是在學會計數之後才開始的。而數的概念大約在以采集和狩獵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舊石器時代早已萌芽了。為了避免嚴寒的襲擊，原始人群逐漸認識到季節的變換規律而形成了隨氣候變化而轉移到另一地帶去居住的習慣。人類通過感覺器官來判斷季節的變化，發現日月星辰移動位置的自然現象，並了解到月圓月缺的過程，由此開始了原始的記數活動，總結出日、月、年周而複始的規律。這實際上就已經包含了對時間這個單位的計量了。通過對時間的計量，人類逐漸了解到一年生草本植物生長的規律，開始了種植活動。誠如古籍所雲：昔時，“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淮南子·主術訓》)。我國遠古的“結繩記事”和“契木記時”大概就是對最早記數活動的描述。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缽口沿上有二三十種符號，這些符號的含義雖然還不能確知，但它們總是代表著刻劃者的某種意向的，而最早想要記錄的，大概還是與數量有關的事物吧。
生產工具種類的增多，逐步實現了工具的專門化。犁耕農業的出現，耕地麵積不斷擴大，要求男勞力更多地投入農業勞動生產，並且代替婦女成為社會主要勞動力。男子在社會經濟中地位的變化，促使母權製向父權製過渡。父權製的確立，又與新的婚姻狀態相輔而行，使對偶婚轉變為一夫一妻製。社會化的大分工造成氏族公社成員之間地位上的差別，是私有觀念的客觀效果；而對財富的貪欲，則是人類意識形態上的變化，即平均分配的觀念發生了動搖。
分配製度的重大變化，使分配方法比平均分配時複雜得多。為了對量的多少有相對穩定的概念，保留幾件專門用來測量糧食的器具便首先在父係氏族社會出現了。據考古發掘報道，甘肅大地灣F901房屋遺址中，出土了一組容量成倍比關係、形製奇特的陶器：條形盤、鏟形抄、箕形抄和四柄深腹罐。F901房屋遺址規模宏偉(包括附屬建築占地約420平方米)，工程浩繁，是甚至需要動員整個氏族力量來修建的大型建築。根據房屋的結構和周圍環境分析，很可能是部落或部落聯盟活動的公共場所，主要用於集會、祭祀或舉行某種儀式的“宮殿”式建築。四件陶器與其他陶鼎等祭祀性禮器同時置於房基遺址的主室內居住麵上。經發掘者仔細測量，得到各器的計算容積分別為：條形盤，264.3立方厘米；鏟形抄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5288.4立方厘米；四柄深腹罐，26082.1立方厘米。比例分別大致為1：10、1：20和1：100。這一組數據是考古學家們對經過複原的器物用現代手段計算出來的，實際上這種精確度在當時是不可能達到的，然而從中我們仍可看出，當時的人們已有了倍比量的概念，並能製出容積大致成倍比關係的各種器物，這也就足以令人驚歎不已了。
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客觀尺度。母係氏族公社向父係氏族公社轉化，首先表現在生產工具有明顯的進步。各地出土的這一時期的大量石器，一般都通體磨光。大型石斧、石刀、石锛等，經過精磨後器形規整，輪廓清晰，刃口鋒利，大大提高了砍伐樹木、開拓荒地的效率。然而，這類大型工具必須安上長柄才便於使用，考古學上稱它們為複合工具。複合工具的特點是把兩件以上的零件組成一件完整的工具。為了達到組合的目的，比較式的測量一下柄的粗細與穿孔的大小是否一致是必不可少的。鐮、刀是耕種和收割的工具，往往鑽成一個或幾個可供係繩的小孔。1955年南京北陰陽營出土的七孔石刀，1956年湖北京山屈泉嶺和河南臨汝大張山出土的石鐮，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七孔石刀的孔距幾乎相等，不會隻是用目測的效果。在鑽孔前測量一下孔距，已是極為普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