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我乘公共汽車去農村。農村青壯大都打工去了，沿途停車上來的多是走親訪友的蹣跚老人。這些老人乘車大都以同樣奇怪的姿態：他們蜷進座位的角落，枯瘦的手緊緊鎖住邊上的欄杆。
那幾個坐在過道包袱上的老太太神色更加緊張，她們盡量把自己的身體蜷縮到最小，眼睛不安地盯在地板上，一旦有誰上下車從她們身邊經過時，她們都毫無必要地顫顫微微地把小腳盤起來讓路，人過去許久才小心冀冀地放下來。
這就是傳統的中國農民的典型神態：在自己熟悉的一畝三分地之外，他們永遠是緊張的、怯懦的，似乎周圍充滿不可測的危險。
我想起了作家關仁山講過一個故事：在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在河北灤縣進行掃蕩。他們把一個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來，叫他們挖一個大坑。村民們知道這個坑是用來埋葬自己的，然而還是一鍬一鎬，認認真真地挖好了這個坑。然後，三百多人全部槍殺，埋在這個坑裏。
抗日戰爭過去五十多年了，我們在電視上還是能看到這樣的新聞：一個歹徒，兩天之內，僅憑手裏的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就能在長途客車上，當著大家的麵連續強奸幾個女孩，全車乘客，包括其中一個女孩的親哥哥，都一言不發。
漢語裏有一個獨特的詞——“順民”，我不知道還有哪個民族的語言裏有。那些農村老太太的神態，就是“順民神態”。這種“順民神態”告訴你，他們準備在任何公權力、暴力和不合理現象麵前低頭。無論什麼時候，他們都會選擇順從，而不是反抗。
是什麼，造就了中國人獨一無二的“順民性格”？
是中國獨特的曆史和獨特的政治文化。
黑格爾說中國是個“停滯的帝國”，湯因比說中國幾千年裏處於“僵化狀態”。如果因此而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沒有發展，那無疑是錯誤的。幾千年的中國史其實就是一部專製技術發展史。
專製製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種製度。為了讓這一家一姓能夠千秋萬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盡最大可能地壓縮社會其他人群的權利和利益，盡最大可能地消滅一切對專有權力的覬覦和挑戰，盡最大可能地維持穩定，保持現狀，防止社會發展變化。套用魯迅在《春末閑談》中的比喻，專製技術就是掠奪者刺在中國社會神經上的一根毒針，它使得中國社會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於它肆無忌憚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華民族最大的發明創造不是“四大發明”，而是專製技術。這一技術，有高深的理論，有精密的設計，有龐大的體係。
從韓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後有許多理論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國範圍內確立郡縣製度，是這一技術大規模應用的開始。漢武帝“獨尊儒術”給秦始皇創立的硬製度，配合上了非常適用的意識形態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