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14日，根據統戰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撤離瓦窯堡並將其讓給張學良，從而使負責“圍剿”紅軍的張學良可以向國民黨中央邀功請賞。但出乎預料的是，6月21日，國民黨軍張雲衢部突襲瓦窯堡，加之紅軍主力西征，瓦窯堡僅留一個通訊連和保衛隊以及部分紅大學員，為更好地指揮西征，避免同敵進行不利決戰，中央決定撤離瓦窯堡。當天下午2時許，毛澤東率中央機關走出南門，當晚住李家滴哨，後經涼水灣、真武洞、侯家灣，7月3日到達保安縣城。
7月9日，《紅色中華》報第286期第一版發表題為《定都誌丹有什麼意義》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出，現在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已經定都誌丹縣城，誌丹縣已成為我們赤色的京都了。中央政府定都誌丹有下列意義：（1）誌丹是陝甘寧蘇區比較適當的地方；（2）誌丹接近陝北，便於指揮和領導；（3）便於爭取東南線的軍隊成為抗日友軍；（4）退出瓦窯堡決不是放棄蘇區，不是逃跑。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根據地進行新聞封鎖，對外宣傳紅軍已被徹底消滅。對此，剛剛落腳陝北的中共中央就在西北辦事處內專門成立了外交部，由博古兼任部長，負責對外聯絡和開展外事活動。中共領導人經過反複考慮，決定邀請一位能夠客觀報道的外國記者來記錄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情況。1936年6月，經中共上海地下黨的請求，在宋慶齡的安排下，埃德加·斯諾冒著生命危險，衝破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和阻攔，進入陝北蘇區。7月11日，斯諾來到保安，林伯渠、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五老及中央政治局委員在誌丹縣城迎接。在保安，7月15日，與毛澤東談外交問題；7月16日，論日本帝國主義；7月18日，談內政問題；7月19日，繼續談內政問題；7月23日，談特殊問題（即中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及蘇聯的關係）；9月23日，論聯合戰線；9月底至10月初，談個人的生平和紅軍的長征史。10月12日，斯諾離開保安。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10月由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引起極大轟動。該書在出版的第一個月就重印了3次，銷量達10萬餘冊。1938年1月，美國蘭登書屋出版發行該書美國版，一個月就賣掉1.2萬本，成為美國有關遠東時局的最暢銷書。此後，該書被翻譯成法、德、意、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薩克、希伯來、塞爾維亞等多種語言文字，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1938年初，在胡愈之組織籌劃和部分中共黨員推動下，由林淡秋、梅益、王廠青、陳仲逸、章育武、吳景崧、胡仲持、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馮賓符等文化界12位知名人士集體動手，分別承譯。在翻譯的過程中，得到了斯諾的大力支持，他不僅對原著作了少量的增刪，還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未曾發表的圖片，並且為中譯本寫了序。2月10日，用“複社”（既有學習明末江南愛國誌士的“複社”，又有複興中華之意）名義出版的第一個《紅星照耀中國》全譯本——《西行漫記》在“孤島”（上海）問世。《紅星照耀中國》讓中國共產黨再次走向中國，走向世界，抗日戰爭爆發後，國統區、淪陷區和海外很多愛國青年，正是背著《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
1936年6月14日，根據統戰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撤離瓦窯堡並將其讓給張學良，從而使負責“圍剿”紅軍的張學良可以向國民黨中央邀功請賞。但出乎預料的是，6月21日，國民黨軍張雲衢部突襲瓦窯堡，加之紅軍主力西征，瓦窯堡僅留一個通訊連和保衛隊以及部分紅大學員，為更好地指揮西征，避免同敵進行不利決戰，中央決定撤離瓦窯堡。當天下午2時許，毛澤東率中央機關走出南門，當晚住李家滴哨，後經涼水灣、真武洞、侯家灣，7月3日到達保安縣城。
7月9日，《紅色中華》報第286期第一版發表題為《定都誌丹有什麼意義》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出，現在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已經定都誌丹縣城，誌丹縣已成為我們赤色的京都了。中央政府定都誌丹有下列意義：（1）誌丹是陝甘寧蘇區比較適當的地方；（2）誌丹接近陝北，便於指揮和領導；（3）便於爭取東南線的軍隊成為抗日友軍；（4）退出瓦窯堡決不是放棄蘇區，不是逃跑。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根據地進行新聞封鎖，對外宣傳紅軍已被徹底消滅。對此，剛剛落腳陝北的中共中央就在西北辦事處內專門成立了外交部，由博古兼任部長，負責對外聯絡和開展外事活動。中共領導人經過反複考慮，決定邀請一位能夠客觀報道的外國記者來記錄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情況。1936年6月，經中共上海地下黨的請求，在宋慶齡的安排下，埃德加·斯諾冒著生命危險，衝破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和阻攔，進入陝北蘇區。7月11日，斯諾來到保安，林伯渠、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五老及中央政治局委員在誌丹縣城迎接。在保安，7月15日，與毛澤東談外交問題；7月16日，論日本帝國主義；7月18日，談內政問題；7月19日，繼續談內政問題；7月23日，談特殊問題（即中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及蘇聯的關係）；9月23日，論聯合戰線；9月底至10月初，談個人的生平和紅軍的長征史。10月12日，斯諾離開保安。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10月由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引起極大轟動。該書在出版的第一個月就重印了3次，銷量達10萬餘冊。1938年1月，美國蘭登書屋出版發行該書美國版，一個月就賣掉1.2萬本，成為美國有關遠東時局的最暢銷書。此後，該書被翻譯成法、德、意、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薩克、希伯來、塞爾維亞等多種語言文字，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1938年初，在胡愈之組織籌劃和部分中共黨員推動下，由林淡秋、梅益、王廠青、陳仲逸、章育武、吳景崧、胡仲持、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馮賓符等文化界12位知名人士集體動手，分別承譯。在翻譯的過程中，得到了斯諾的大力支持，他不僅對原著作了少量的增刪，還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未曾發表的圖片，並且為中譯本寫了序。2月10日，用“複社”（既有學習明末江南愛國誌士的“複社”，又有複興中華之意）名義出版的第一個《紅星照耀中國》全譯本——《西行漫記》在“孤島”（上海）問世。《紅星照耀中國》讓中國共產黨再次走向中國，走向世界，抗日戰爭爆發後，國統區、淪陷區和海外很多愛國青年，正是背著《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