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認為“知莫大於棄疑”，相信下屬，用人不疑是領導者駕馭下屬的基本方法。但曆代統治者為了皇權不致旁落，對大臣尤其是功臣一直是疑慮重重，甚至大開殺戮。在如今發達的商業社會，疑人心理漸漸被“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所取代，利益成為判斷信任與懷疑的標準。那麼，為什麼會“疑人容易信任難”呢？
荀子認為“知莫大於棄疑”，相信下屬，用人不疑是領導者駕馭下屬的基本方法。可以說，領導者給下屬多少信任，下屬就還給領導者多少幹勁。因此，“疑人則信任不專，人不為用；疑事則優柔寡斷，事不可成。”但曆代統治者為了皇權不致旁落，對大臣尤其是功臣一直是疑慮重重，甚至大開殺戮。在如今發達的商業社會，疑人心理漸漸被“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所取代，利益成為判斷信任與懷疑的標準。為什麼會“疑人容易信任難”呢？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曆史。
明末，遼東督師袁崇煥，一個打死了努爾哈赤的功臣，一個讓所有的滿州人心驚膽寒的軍人，一個赤膽忠心、一心想學嶽飛的人，戰功累累，卻遭到與嶽飛同樣的下場，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襲來的反間計上，“自崇煥死，遼東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袁崇煥傳》）。自毀大明長城，來自於崇禎帝的多疑性格。
袁崇煥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時，他無罪被殺，對於明朝整個軍隊士氣打擊非常沉重，可以說直接導致了明朝的最後滅亡。他死後，明廷再也找不到一個像樣的督師，邊境無人，這是第一個後果。第二個後果，是讓明軍將士因此對朝廷寒透了心。以前明軍與滿兵交戰，雖然屢戰屢敗，但將士或者戰死，或者逃跑，還很少有向滿兵投降的。袁崇煥死後，才開始有整個部隊向滿兵投誠的。其實，經曆過袁崇煥慘遭淩遲的事件，無論誰投降滿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袁崇煥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這樣下場，何況其他人。正如投降士兵所說：“以督師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為？”他死後的第二年，投降的明朝將士給滿兵送去了紅夷大炮，從此明軍在武器上也不占優勢了。第三，袁崇煥一死，各路勤王兵軍心大亂，山西和陝西兩路軍馬潰敗回鄉後，竟然淪為流寇，流寇從此成為大明王朝的又一大威脅，並最終把它埋葬。
崇禎帝
崇禎帝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重的一人。猜忌之心使得他對大臣誰都不放心，事必躬親，大臣稍有疏忽，便大加訓斥。而這樣的行為，最終導致了大小臣下們對於朝政中的一切事情，最好是噤口不言。皇帝督責越嚴，臣下越不敢擔當；皇帝焦勞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明末著名的學者劉宗周就在批評崇禎帝的奏疏中這樣說：“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釀為功利；功利之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為壅蔽。”崇禎年代（公元1628～1644年）的政局，正是這樣發展下去的，而他最終也落得個眾叛親離。
崇禎帝多疑的性格，使他與臣下之間築起了一道無法彌合的鴻溝，更使他作繭自縛。在殺了袁崇煥後，他越發地不信任大臣，在他當政時，究竟殺了多少封疆大吏，罷了多少內閣首相，沒仔細統計過，但若算算年平均數的話，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後幾年，可能沒有哪位皇帝能比得上他。如果一代皇帝在政事上是這般的多疑，那麼，亡國也就是遲早的事了。
當然，袁崇煥即便是沒有被殺，也難以挽救搖搖欲墜的腐朽王朝，隻是他遇到生性多疑的崇禎帝，無端受到猜疑，慘遭淩遲酷刑，頂上叛國賊的帽子，實在令人心寒。
曆史的玩笑總是讓人承受不起，奸臣安祿山、史思明曾被當時的人認為是忠臣，真忠臣袁崇煥卻被當時的人認為是奸臣，就在這忠與奸的變幻中，兩個王朝走向了滅亡。正如後人詩中所說：“莫向殘碑說安史，景山鼙鼓更淒涼。”民眾是盲目的，天子永遠不會錯，也不能有錯，所以天子懷疑袁崇煥是漢奸，民眾就認為他是一個大漢奸、大壞蛋，清兵就是他引進城的，國之棟梁就這樣被懷疑、被謀殺。但是崇禎帝也因此付出了代價，十四年後，崇禎自縊於紫禁城的煤山一棵槐樹上，明朝滅亡。
從袁崇煥的遭遇中我們可以看出，懷疑，雖是人的本能，但是作為一個帝王，一個管理者，沒有根據的懷疑臣下，隻會對己方造成損失。在封建社會裏，明君與昏君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用人。明君用人不疑，使謀臣忠於內，將帥戰於外，盡心竭力，報效朝廷。但是要做到用人不疑卻不容易，因為身為上位者，有很多可以讓他人覬覦的東西，而自身又肩負著重大責任，所以，把自己利益的一部分交與他人去守護，容易不放心、不安心，於是懷疑，於是不敢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