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服的是權威，中國人的性格深處就存在著某些欺軟怕硬的心性，所以中國的一些領導者們最喜歡的事情莫過於“立威”。於是就有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殺一儆百”等立威的手段。但是，真正有胸懷的期望成就豐功偉業的人要的是讓下屬們死心塌地的效命。而要達到這樣的效果，還需要對下屬施恩。隻有真正做到恩威並施的領導者，他的團隊才是戰無不勝的。
中國人服的是權威，中國人的性格深處就存在著欺軟怕硬的心性，所以中國的一些領導者們最喜歡的事情莫過於“立威”。於是就有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殺一儆百”等立威的手段。
的確，身居領導高位，下屬每一分鍾都在觀察你，處理越軌、不良行為的方式妥善與否，直接影響到你的威信。這時，如果領導是個軟柿子，就會人人產生懈怠，那麼領導也就會成為傀儡，隻能任權臣擺布了。
於是乎，中國的一些領導者格外的重視“立威”。認真地執行著“領導者首先就要樹立自己的權威，讓下屬對自己充滿敬畏，威信就是領導力。要樹立自己的權威，領導者就必須嚴懲有意怠慢自己的下屬，其他的下屬看到後就會引以為戒……”的信條。
秦始皇
中國曆代帝王都很擅長立威。秦始皇創立了郡縣製的官僚體製，上級命令下級，層層施控，從丞相大臣直到貧民百姓，無一不在皇帝的股掌之中。從此，權力萬能，官貴民賤，立法、司法、行政、軍事等權力盡歸大大小小的各級獨裁者所掌握。秦朝覆滅之後，農民起義軍首領劉邦奪得天下。這位漢高祖恐諸異姓王如韓信、彭越、英布等功高震主，為鎮懾群臣，便借口消滅之。
到了明朝，中國進入了專製主義最黑暗的時期。朱元璋出身貧寒，投身元末起義後苦心經營稱帝，“以專殺立威而聞名於史”，他對官吏貪贓，輕則廷杖、黥麵文身，重則剝皮實草、淩遲切割，用盡嚴刑峻法。采取各種嚴酷措施加強皇權，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又設提刑按察使司分掌刑名，都指揮使司分掌衛所軍事，形成地方三司製度。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定“胡惟庸案”，殺左丞相胡惟庸，並罷中書省及丞相，以六部直屬皇帝。胡惟庸案後來變成大獄，株連3萬多人。他又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分各都督之兵權，以便皇帝掌控。二十六年（公元139年），“藍玉案”發，殺戮藍玉等功臣，株連1.5萬餘人。明朝開國之元勳宿將，被他誅戮殆荊不少隨他打天下的功臣宿將沒死在元兵箭下，而是稀裏糊塗地死在了這個曾發誓要生死與共的哥們手中。
朱元璋
朱元璋以嚴猛治國，以重典馭臣下，屢興“文字獄”，鉗製悠悠眾口；親自撰頒《大誥》及《大誥武臣》，與《大明律》同為必遵之法；用錦衣衛設立詔獄，以恐怖的特務統治駕馭臣民；行廷杖、跪對之製，折辱士人；定八股取士之製，強化思想統製；推行遷徙富民之令，在全國實行裏甲製；編訂賦役黃冊和魚鱗圖冊，加強對土地和百姓的控製。他又分封諸子為藩王，以宗室藩王代替功臣守邊，鞏衛明室，以確保朱氏獨一無二的統治地位。在朱元璋的統治下，中國的專製主義和帝王權力達到曆史性的高峰。
當然，還有清朝入關之後更加登峰造極的封建專製製度，從朝中大臣到田野百姓，莫不對皇權誠惶誠恐，如此幾千年下來，國人就形成了奴性思想，漸漸演變成對權威的頂禮膜拜。
而立威自然也就成了曆代統治者必修的帝王之術，成為現代每一個領導者必備的技能之一。追本溯源，領導者立威並不是太難的。魯迅先生曾把中國曆史劃分為兩個時代：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這種根深蒂固的奴性思想使國人直到現在還習慣畏首畏尾，唯唯諾諾。不可否認，國人有血性英雄，有浩然之氣，可是更多的還是貪圖安逸，小恩小惠就可以被人收買了忠誠。因此隻要位居高位，手中握有生殺、罷免和利益支配大權，想立威就不是一件多麼難的事情了。
但是，真正的有胸懷的企望成就豐功偉業的人是決不會僅僅滿足於在下屬們麵前立威的。因為，他們要的是更難以做到的讓下屬們死心塌地的效命，他們希望的是得到下屬們真正地擁戴，可以為了他的事業而鞠躬盡瘁的下屬。要達到這樣的效果，還需要對下屬施恩。隻有真正做到恩威並施的領導者，他的團隊才是戰無不勝的。可是，既然要施以恩惠，就需要上位者暫時放棄或者舍棄一些既得利益，來使下屬們感受到上位者的“恩惠”。知易行難，人類的本性就是自私的，人類更是對自己得來不易的利益，尤其是對財富有著很強的占有欲，所以，拿出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去給下屬，尤其是在無法掌握回報概率的情況下，是非常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