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大都知道西城區有個草廟子胡同，就像重慶人知道歌樂山有白公館渣滓洞一樣。將其相提並論自會使人想到前者與後者一樣不是個溫柔瑞祥之地。日本人占領北平期間這座胡同的24號大院是他們關押抗日誌士和共產黨人的地方，後來當了副總理的薄一波和當了北京市長的彭真都曾在這裏被關押過。日本人投降國民黨接收了北平，他們在這裏關押政治犯人。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國成立這大院也做了同樣的用場。一條不起眼的胡同被曆代統治者都委以重任，使人想不通這地場究竟有何玄妙。說起來這裏實在是普通而普通，尋常又尋常的了，不了解情況的人即使走到近前都不會發現這裏是一個關押犯人的凶險地。胡同裏人來人往，大門口沒有崗哨，牆上沒有電網，從敞開的大門看進去與許多北京人的住處沒有任何區別，可當你走進去，再拐上一兩個彎，你就會感到氣氛不對了，你腦袋裏會一下子跳出兩個字：監獄。
我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關押在這座赫赫有名的草廟子胡同政治犯看守所。後來我才知道這一天是西方人過的聖誕節。苦難從這個日子開始使我終生都對主難以產生親和，盡管我知道這沒來由，可當沒來由的災禍突降於身時你迷亂的思緒也隻能沒來由。我沒有查過中國當年的曆書，那個飄雪的寒日當是冬至的前後日。冬至——冬天不期而至。而對於我，長達二十二年的人生嚴冬也就從這一天開始。
我被關進24號牢房，犯人代號是28611。
我不想對牢房多做描寫，古今中外描寫牢房的文字已經夠多，況且牢房就是牢房，不是家居、旅店和賓館。不要奢望牢房會給你的生活帶來舒適和安定。但我發現這間關押我的24號牢房有些特別：隻有門沒有窗，像一座洞窟。這不由使我想到了大仲馬筆下的巴士底獄。頭上亮著一盞獄燈，很昏黃。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大堆犯人坐在一個從牆這頭通到另一頭的大通鋪上吃飯。這時已快吃完了，因為犯人們正在進行吃飯的最後一道工序——仔仔細細舔自己的碗。來了新犯人他們俱無動於衷，隻有一搭無一搭地看看，仍然幹自己的事。隻有一個四十歲模樣的長臉犯人認認真真地打量著我。我也看看他。給我的印象是他的眼睛很有神。看了一刹他開口問道：剛來的？我點點頭。他又問：姓名？我答：周文祥。他再問：從哪兒來的？我說K大學。這時所有的犯人便一齊把眼光瞅向我，似乎突然之間我變成了一個讓人留意的怪物。正詫異間，長臉犯人開始向我自報家門，說：我姓崔，大夥兒叫我崔老，是這牢裏的頭兒，以後有事就問我。介紹完自己，他又問我吃飯了沒有。我搖搖頭。他指指通鋪示意我坐下，便衝門高喊報告。
一道亮光從靠走廊的那麵牆上射進牢房，就像刺入黑暗世界裏的一把劍。我發現那是開在牆上的一個喇叭形的洞，外窄裏寬。不久一張臉在外麵擋住射進牢房裏的光。我認出是那個剛把我送進牢房裏的管理員的臉。他尖聲問有什麼事。喊報告的“崔老”說新來的犯人沒吃早飯。外麵說：派個人去打。洞門關了。一會兒鐵門開了。崔老指指通鋪上的一個小個子犯人說你去吧。被指定的小個子犯人像拉肚子跑茅房般躥出牢門。鐵門又重新關閉了。進屋時間稍長眼睛便適應了昏暗的環境，我看清這是由兩小間連成一大間的監室。貫通屋子的大通鋪是土壘成，我覺得叫炕更恰當些。炕上鋪著席子，靠牆那麵一個挨一個擺著鋪蓋卷，整齊劃一。剛吃過飯的犯人坐在各自的鋪蓋卷前，坐的姿勢也同樣整齊劃一，打眼一看，活脫脫是一拉溜禿頭和尚在打坐。也許正緣於有了這種初始印象，後來我隻要看見了廟宇便會想到監獄，看見和尚又會想到犯人。其實這類比是很荒謬的，這兩者形似而神不似：和尚是為信仰而磨煉自己，犯人是接受懲罰而墜進無邊苦海。鐵門再次開啟，剛出去的小個子犯人為我打來了獄中早飯，放在炕前的長條木板上。
這份飯立即吸引了全牢房犯人的目光。我打量一下我終生都難以忘記的頭一頓獄飯：一個拳頭大小的玉米麵窩頭，一碗成分同樣是玉米麵的稀粥，一小塊鹹蘿卜。崔老指指說老周你吃吧。老周？我不由一怔，以為是說別人，可當明白老周就是我時我的心情一下子變壞了。當然我不是說在這之前我的心情有多麼好，自從被批判被打成極右後心情就沒有好過，而今天被逮捕進了監獄則心情更糟。但此時此刻的一聲“老周”使我在意識中明確了這樣一個現實：即我的青春已被關在鐵門之外，離我而去了。我不再是“小周”、“周文祥同學”、“花和尚”(同學給起的外號)，而成了“老周”以及28611，我成了灰蓬蓬犯人族中的一員。為此一種前所未有的絕望情緒占據了我的心，使我的心一陣一陣的刺痛。當崔老好心催促說老周趁熱吃吧，我竟然衝他吼叫起來：我不吃！不吃！崔老驚訝地看著我，別的犯人也以同樣的神情緊盯著我，一時我被盯得有些慌，心想不吃還違犯了獄規了麼？中文係一位講師在肅反運動中被逮捕後發現抓錯了，放了。